一九四二年夏，张爱玲中断学业返回上海后，寄居于姑姑张茂渊租屋——赫德路192号爱丁顿公寓65室。

　　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姑姑洋行里留职停薪，过得很省。张爱玲回上海那天她备下一桌饭菜，次日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张爱玲在父亲家，天天必吃蔬果鱼肉，跟了母亲，也还是如此，现在知道姑姑拮据，只好说：“我喜欢吃葱油饼。”

　　有个老秦妈每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站在煤气灶前煎煎葱花薄饼，一张又一张。她是小脚，通常都是爬楼梯上来的，常抱怨住楼上不接地气。

　　原来，公寓是有电梯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虽然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但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

　　主人一日三餐吃葱油饼，自己又是个小脚老婆子，单单是电梯侍者的眼色就足以杀人，所以秦妈宁愿爬楼梯，也不想失尊严。

　　张爱玲初来乍到，是不知世故的，况且听说她是香港来的，在香港大学读书，他绅士了许多，伸出他的白手套轻轻地在按键上一按。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还可看到他花白的头。

　　吃了几日葱油饼后，张爱玲就觉得有点口淡了，听见楼下门口有人叫卖臭豆腐干，忙抓起一只碗跑下去，一路跟着吆喝声找过去，在另一条街上才找到卖臭豆腐干的担子，又捧着碗跑回来，坐电梯上楼，一颗心在胸腔里扑通通激跳。

　　“你吃这个？你爱吃这个？”

　　“以前我家何干是安徽的，她就爱做臭鳜鱼给我们吃。我祖母也是安徽的！”

　　一听说她是安徽的，他的思想又变得端正起来，用他的白手套捏捏鼻子，像是表示他高贵的鼻子经受不住这臭东西似的。

　　姑姑回到家，似乎也闻到臭味了，赶紧将窗户打开，到处嗅，终于嗅到外甥女身上，问道：“你掉臭水沟里了？”

　　张爱玲只好将没有吃干净的臭豆腐干取出来，等着她批评，不料她却问道：“你坐电梯买的？”

　　张爱玲得意地说道：“是啊，要不，怎么追得上？”

　　姑姑眼露悲伤，问：“你坐电梯上的？”

　　张爱玲感觉到了异样，问：“有何不妥吗？”

　　姑姑不答话了，转身走入自己房间，将门重重地关上了。

　　张爱玲虽然不知道姑姑为何生气，但是，她主动向姑姑提出，她出一半膳宿费。姑姑看着她，明快地答道：“好。”

　　姑姑在德国无线电台找了个事，做国语新闻报告员，每天晚上拿着一盏小油灯，在灯火管制的街道上走去上工。玫瑰红的灯罩上累累的都是颗粒，免得玻璃滑，容易失手打碎，但是沦陷后马路失修，许多坑穴水潭子，黑暗中有时候一脚踹进去，灯还是砸了，摸黑回来，摇摇头只说一声：“喝！”旗袍上罩一件藏青哔叽大棉袍代替大衣，是她的夜行衣，防身服。她学骑车，屡次跌破了膝盖也没学会。以前学开车，也开得不好，波兰籍汽车夫总坐在旁边，等着跟她换座位。“我不中用。你二婶裹脚还会滑雪，我就害怕，怕趺断腿。”姑姑自嘲地说道。

　　母亲到了新加坡后杳无音信，姑姑又拮据，张爱玲只好通过舅舅找到弟弟，让弟弟传话给父亲，她想读圣约翰大学，拿一张文凭。

　　张子静带姐姐来到了华山路一处公寓，见到了困顿中的父亲。

　　原来，张志沂离开住友银行后，和两个银行同事合资开了一家钱庄，具体的业务由姓叶的一位先生负责。

　　钱庄大多是搞投机，股票、证券、黄金、美钞、银行等，什么都做，还做短期抵押贷款，利息按日计算，如果用心经营，估计也能获益。

　　钱庄刚开业那段时间，张志沂热情满满，整天往钱庄跑。后来就每周去几次，了解一些业务经营情况，有时也做点交易。再过了段时间，他干脆就不去了，只偶尔打打电话，远程操控。后来他自己竟然成了钱庄常年的透支户。他透支的理由是拿去外国投资其他生意，实际上他是拿回家补贴他和孙用蕃的日常开销。随着张志沂在钱庄的透支窟窿越来越大，他变成了空头股东，他的合伙人也跟他拆伙另谋他路。

　　此后，为了维持他的生活，张志沂开始变卖田产和房产。早年分家分给他的安徽的田产和上海的房产都被他变卖得差不多了。

　　由于时局不稳，通货膨胀，大烟也越来越贵，但他和孙用蕃依然抽着大烟。

　　这一年，张志沂带着全家从大房子搬出来，住进了华山路一个三室一厅的公寓里，生活拮据。

　　这是五年后，父女重见，张爱玲低着头，向父亲介绍了香港辍学的事：“只差半年就毕业了，结果来了战争，学校停办了。我想去圣约翰大学就读——”

　　父亲听了，不满地说道：“你看，绕了一大圈，绕到跟小魁同一起跑线了！”

　　原来，张子静这一年也正好入圣约翰大学读书。

　　父亲顶着压力，还是给女儿提供学费。

　　不料，张爱玲转学考试她的国文成绩没及格，得补考。补考及格后，张爱玲就读文学系四年级，与入学经济系一年级的弟弟做了校友，炎樱也在这所学校的医学系念书。

　　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

　　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张爱玲就宽慰她胖的好处——“软玉温香抱满怀”，结果她就不担心了。她有一句很诗意的话：“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张爱玲脸红了，但是炎樱却理直气壮，大抵是她不是真穷。店老板终究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还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只读了两个月，张爱玲就辍学了，原因是父亲只出学费，没有提供生活费，张爱玲不得不自谋生路。

　　海阔天空“言志”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她已经不是那个富足家庭里的天才儿童，可以喜欢什么就做什么，纠结长大后当画家还是钢琴家。

　　金色的童年世界如今只剩残垣断壁，现在她是一个面临沉重现实压力的苦学生，身无分文，前途渺茫。和大多数人一样，她遇到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钱的问题。

　　想来想去，唯有自谋生路了。

　　那么谋哪一条生路？像姑姑那样出去找一份职业是行不通的，张爱玲在人情世故方面笨拙得惊人，而办公室里不会做人根本混不下去。弟弟建议她去教书，张爱玲很清楚自己不善口头表达，这行做不来。又建议去报社做编辑，没想到她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

　　不上学之后，张爱玲天天去买菜。

　　秋冬之际，一次看见路上洋梧桐的落叶，极慢极慢地掉下一片来，那姿势从容得奇怪。她立定了看它，然而等不及它到地她就又往前走了，免得老站在那里像是发呆。走走又回过头去看了个究竟——落时的爱。

　　入冬后，天渐渐冷了，洗澡成了大问题，因为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如果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訇訇”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儿，掷下两枚炸弹。

　　夜晚，姑姑去上班之后，张爱玲时常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只在黄瓷缸里点一支白蜡烛，瓷缸上的小绿龙在光影中似有若无地浮游，全上海仿佛都死寂了，只有一盏时钟的分针在“嘀嗒嘀嗒”响着。蜡烛放在水门汀上，正好照见开关，她就着微弱的灯光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小心地咀嚼，看那什么郎什么翁在报纸上说着俏皮话，说着家长里短，什么都处在毁坏之中，可哪怕是毁坏的，也让人生出疼惜。她舍不得去睡，用铁钳将炭火基子戳碎，异常明亮的一刹那，热力也蓦地增强了，不肯离开，贪恋这最末的、即将消逝的温暖。

　　晚上十点钟，张爱玲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地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

　　“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

　　“没留心。”

　　张爱玲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听见。

　　“啊，又吹起来了。”

　　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她也不问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她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她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

　　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她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

　　《二十世纪》是一九四一年底在上海刚刚创刊的一本综合性杂志，有时事报道，也有小品文、风光旅游、书评与影评，面向的读者群是在亚洲生活的西方人。

　　外文刊物，稿费丰厚些，张爱玲试着用英文写些文章。

　　《二十世纪》杂志的主编克劳斯·梅奈特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一个陌生作者的文章，题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洋洋洒洒一万多言，文中不乏对中国人生活与服饰的独特见解，还配有十二幅作者绘的发型与服饰图。他大为惊喜，很快刊发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出版的《二十世纪》上，并在编者例言中予以推荐，称作者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这个青年天才，就是张爱玲，她趁热打铁，又接着写了《Wife,Vamp,Child》，评论《梅娘曲》和《桃李争春》；《The Opium War》评论《万世流芳》；《Mother and Daughters》评论《自由魂》、《两代女性》、《母亲》三部影片；《中国的家庭教育》评论《新生》、《渔家女》。这些英文文章连续几期在《二十世纪》上刊发出来。

　　春天是个多雨的季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缘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出门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张爱玲与姑姑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根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

　　遇到天气好，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瓷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人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掳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偃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的孩子年纪都不小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艰难的生活，让张爱玲有一个强烈的思想：出名要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