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抗战以来，在华北、淞沪，中日双方同时爆发大规模战争，中国军队在前线屡战屡败，于是在国民党内部对战争的结果揣测纷纷，总体大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战胜论；第二种则是希望借助英、美等外部势力干涉这场战争；第三种观点最为悲观，战必大败。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淞沪会战以来，日本战机时时空袭南京，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时下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但真让这些人出来唱衰抗战，他们还不敢，因为顾及名声。国民党内真正具有跳火坑精神的，是党内二号人物——汪精卫。

　　南京战役，日军屠杀中国军民达三十余万，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军队，坚决不投降、不妥协。

　　经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牺牲惨重的大战役，以及华北诸多大小战役，日军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遂采取了以战促和、以和诱降的活动。以战促和的对象为蒋介石，以和诱降的对象为汪精卫。

　　日本妄图将中国，将亚洲其他国家纳入其殖民体系。

　　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一幢两层西式楼房，日本侵华头号间谍、被西方称为“东方的劳伦斯”的土肥原贤二曾入住此宅，并改名为“重光堂”。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 “对华特别委员会” 、“土肥原机关” 就设在这里。

　　“渡边工作”是日军参谋总部用来作为“诱降汪精卫背叛重庆”全部计划的行动代号。

　　十一月十二日，肩挑双重任务的高宗武，以及时任国民党中央法制专委会委员梅思平，陆续抵达参加重光堂会谈。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于二十日签订了协定，后称“重光堂密约”。

　　十一月二十六日，梅思平乘坐火车返回重庆，他与汪精卫、周佛海秘密会合了之后，脱下了自己的西装外套，在他的马甲内侧的绸缎上抄写了“重光堂密约”。

　　汪精卫与妻子陈璧君等人于十二月十八日飞离重庆，前往法国殖民地越南河内，开展其“和平运动”。

　　四天以后，即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发布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倡：

　　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换言之，日本直率地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

　　虽然近卫第三次声明只字不提日军撤军问题，汪精卫还是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越南拟就响应日方的电文，派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携“电报声明”稿赴香港，第二天发表于《南华日报》，公开表明对日求和态度。此即臭名昭著的“艳电”。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点左右，《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穿着名牌西装，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匆匆从大街上走过。当经过历山大厦门前时，突然有两个大汉用铁棒从后面向其头部猛击，林柏生受伤倒地，顿时血流如注，奄奄一息。而两名大汉仍不罢手，继续用铁棒向其额头面部痛打。匆忙赶来的警察将林柏生送往玛丽医院急救。

　　重庆方面派出特务到河内，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闯汪精卫住处，杀死其秘书曾仲鸣，吓唬汪精卫等人。

　　汪精卫等人在日方的帮助下，从河内乘船来到上海。

　　南京沦陷前，徐恩曾留三人潜伏南京，其中一人即李士群。李士群却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勾结，想成立一个特务组织。

　　李士群觉得自己的号召力不够，请来了国民党特务三号人物——丁默邨。

　　一九三六年，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成立，徐恩曾任该局第一处处长，戴笠任第二处处长，第三处处长即丁默邨。不久，三处解散，丁默邨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衔成为寓公。

　　丁默邨和李士群在日本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的引领下，拜见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呈上了他们组织特务机构的《上海特工计划》，该计划很快获得日本方面的全力支持。得到大量金钱及弹药支援的丁、李两人，在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邨担任主任，李士群担任副主任。

　　此时，上海潜伏着大量的军统、中统特务，李士群、丁默邨出重金收买潜伏在上海军统、中统人员做骨干，网罗流氓、地痞等作打手，组建了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特务组织——“七十六号”。

　　初到上海，面对国内舆论压力，汪精卫一伙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日本人的傀儡，不愿再接受日本宪兵的保护，而丁默邨、李士群两人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已粗具规模，在日本人的引荐下，丁、李两人前来拜见汪精卫，双方一拍即合。

　　胡兰成，一九零六年出生于浙江嵊县胡村贫寒农家，原名胡积蕊，小名蕊生，十二岁过继给俞姓人家，靠继父完成中学学业，二十一岁到北平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抄写文书并旁听课程。

　　一九三三年，胡兰成转到广西西南偏隅的百色广西第五中学任教。在百色，他续娶同事全慧文为妻。

　　一九三七年年初，胡兰成带着家小从广西回家，路经上海，看望了广西的同事古泳今。古在汪系报《中华日报》做事，就约他为《中华日报》写文章。胡兰成回胡村后，立即写了两篇评论文章寄去，引起了《中华日报》社长林柏生的重视。经古推荐，林柏生任命胡兰成为《中华日报》主笔。

　　上海沦陷，《中华日报》停刊，胡兰成带着家小，跟随林柏生到了香港，去办《南华日报》。

　　林柏生被打住院期间，胡兰成作为《南华日报》主笔，大写特写拥护“艳电”的主张。“艳电”公开后，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胡兰成为《南华日报》撰写社评《我们的郑重声明》，抗议蒋介石此举“不合规矩”。胡兰成甚至还列举了五条理由证明汪精卫“爱国护党”。

　　汪精卫秘书陈春圃到香港约胡兰成见面，交给了汪的一封亲笔信，开首就说：“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

　　随后没几天，陈璧君到香港，亲自召见了胡兰成，亲切关怀，抚慰有加，当即将他六十元港币的月薪提升为三百六十元，另外再加二千元机密费。胡兰成感激涕零，发誓跟随夫人，效命汪先生。

　　六月，胡兰成应召从香港带着家小回到上海。他乘船到达上海时，陈春圃在码头迎接，亲自安排他住进哈同花园北面的南阳路租下的公寓。第二天，陈春圃又陪他去见汪精卫。第一次见到汪精卫，胡兰成诚惶诚恐，恭谨敬听。

　　八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在上海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胡兰成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林柏生任汪伪《中华日报》社长，胡兰成担任主笔和汪精卫的随从秘书。

　　一九四零年一月，胡兰成报效汪精卫的社论集《战难，和亦不易》出版发行了。

　　胡兰成在《和与战》中开宗明义地讲道：“这次中日战争有几个可能的前途。其一是中国胜日本败，其二是日本胜中国败，其三是中国败日本未必胜，其四是日本败中国未必胜。而无论如何，其结局总之是‘和’。”

　　胡兰成又在《当前的选择》中说道：“被动的抗战，结果是亡，其前例为阿比尼西亚。被动的媾和，结果仅次于亡，其前例为捷克。不战不和，亦战亦和，无一处不被动，无一时不被动，结果也终于亡，眼前的例子有西班牙。”选择积极主动的“和”便成了汪伪政府认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了。

　　就在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拼尽全力抵抗日军军事进攻之时，就在欧洲人民遭受德国法西斯疯狂进攻之时，胡兰成的《战难，和亦不易》在中国人民后脑勺吹阴风，成为头号汉奸文人。

　　一九四零年三月三十日，日本人扶植的，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担任该傀儡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当日，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在南京政府大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和就职典礼。

　　汪精卫身边的人，各得要职。作为笔杆文人，胡兰成不懂得玩弄政治手腕，也不擅长官场争斗，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显赫的职位被人抢走。

　　当天下午，大家一起去中山门，胡兰成和宣传部秘书长古泳今同乘一辆车。古泳今谈到德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异常兴奋。胡兰成却泼冷水说：“德国最终要败。”古泳今不同意，但也没有反驳，只是说：“作为朋友，我提醒你，这种话不能随便同别人讲。”胡兰成一点也不在意，依然大发议论说：“前些天，我当着德国外交官的面就断言德军不可能渡过英伦海峡。”他还故意拿话激古泳今：“日本称霸亚洲及汪先生的政府亦不长久。”古泳今听了大为生气，用教训的口吻说：“你既然已经投身和平运动，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消极态度。”胡兰成见对方真生了气，便不再言语。

　　胡兰成内心颇不平，于是故意称病不去汪公馆报到。汪精卫察觉后，派人把他请来，少不得一番嘘寒问暖。然后上楼取出一千元给他作医疗费，关切地说：“这几天忙于人事调配，只因为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一早拟就了而未说出。”接着报出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和宣传部政务次长三个职位，让他选择。汪精卫还说道：“蒋身边有一‘文胆’，论文笔，兰成不输布雷，论眼界，兰成还要略高一些。”胡兰成也常以“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自诩，更知道宣传部是汪智囊，于是选择自己拿手的笔杆子工作，做宣传部政务次长，部长是林柏生。

　　此外，胡兰成还担任汪精卫的发言人，成为精卫身边当红的侍从，被视为陈璧君的“公馆派”一员。

　　原来，汪精卫的手下原来有两个派：以陈璧君为首的“公馆派”，骨干就是褚民谊、林柏生等人；以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

　　周佛海初来上海时，身边只带着两个人：罗君强和杨惺华，一个是亲信，一个是亲戚，杨惺华是周佛海妻子杨淑慧胞弟。

　　一开始羽翼未丰时，周佛海向汪精卫及夫人陈璧君切陈不可有小组织，以招内部分裂，并坦白直陈林柏生组织小团体，排斥异己为不当。

　　深究汪系这帮人当汉奸的原因，表面看起来是官场不得志，深层次原因是这帮人利欲熏心，把权力、地位、财富作为人生追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帮人聚在一起，内讧不断，争权夺利自然成为常态。他们平日里口头禅便是：“不为钱，谁爱当这汉奸！”

　　周佛海自己也搞派系，由罗君强拟了一个名单，呈周核定十人，以拥周为目的，结为金兰之谊，俾成为周系之核心。拟于汪政权建立以后，分任为十部次长，俾周之耳目，得分布于各个部门。十人之中，有李士群，还有罗君强，但没有丁默邨。这十人在六十七号秘密举行仪式，义结金兰。周佛海这一派系，称为“CC派”，即原国民党中统派。

　　这年夏天，汪精卫等伪府成员都在南京办公，上海只留下胡兰成和李士群留守。一个要照顾《中华日报》，一个要坐镇七十六号特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