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

　　劫后余生，张爱玲与同学，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她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她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疋的呢绒。她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

　　就在她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萄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

　　休战后，张爱玲等同学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

　　这些病人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子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尔达的巴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魔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魑的剪影。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被他吵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张爱玲原本是不爱搭理的，这时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张爱玲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儿，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三点钟，同伴们正在打瞌盹，张爱玲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张爱玲冻索索的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煨汤，病人用它洗脸。她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像叫魂一样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她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张爱玲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与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

　　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

　　香港沦陷，英国人灰溜溜地走了，香港大学停办。

　　一九四二年秋，张爱玲与同学炎樱一同乘船回上海。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