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就像一场场考试，每一次考试前总是慌张着，考试后，总是噩梦缠身。

　　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张爱玲《小团圆》）

　　教张爱玲历史的副教授弗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划的先后；还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许是经常喝酒的缘故，看着总让人觉得醉醺醺的，磁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叼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带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将中国的近代史，当下发生的事情，也放进课堂。

　　弗朗士的办公室有许多书，他允许张爱玲去借他的书看，他不在，她也可以自由来拿。张爱玲总是拣他不在的时候去换，没多久一橱都看完了。抽书是她的拿手，她父亲买的小说有点黄，虽然没明说，不大愿意她看，她总是趁父亲在烟铺上盹着了的时候蹑手蹑脚进去，把书桌上那一大叠悄悄抽一本出来，看完了再去换。

　　张爱玲没有申请到奖学金，弗朗士自掏腰包给了她八百元港币的奖学奖。这些钱装在信封里，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大抵，这是他个人平日里私攒下的钱。

　　老师的这一善举，不料，竟然意外割裂了张爱玲母女关系，给张爱玲留下的伤痕一生都难以愈合。

　　张爱玲在香港读书，母亲承担了她的学费。张爱玲体恤母亲生活不易，得了生平最大一笔钱，就把八百元奖学金上交给了她。

　　结果没过两天，黄逸梵就将女儿八百块钱在牌桌上轻易就赌掉了。

　　黄逸梵不仅在牌桌上输掉了这笔钱，她还怀疑这笔“奖学金”是女儿和老师“私通”所得，趁着女儿洗澡时闯入浴室，要查看女儿是否是完璧之身。

　　这件事，比父亲毒打还让张爱玲难受——侮辱她的人格。

　　不久，黄逸梵就去新加坡，找她那个做皮货的男友了。

　　继母的恶毒也就罢了，父亲是这样的人，母亲也是这样的人，张爱玲的心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曾经的多彩世界不见了，少女天才梦破碎了。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b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天才梦》）

　　许地山，笔名落花生，台湾台南人。三岁时因《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等爱国志士不甘当亡国奴，奋起抵抗，终因势孤力单而败。在日军追赶下，率全家乘竹筏到安平，再搭轮船抵汕头。由于清廷不准他们保留台湾籍，只得落籍福建漳州。辛亥革命后不久，由于父亲去职赋闲，家道中落，年方十九岁的许地山即开始自谋生路。一九一七年秋由教会津贴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许地山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视为“怪人”，其怪有三：天天练习写钟鼎文——梵文，此其一怪；每日总是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二怪也；三怪是吃窝头不吃菜而蘸糖。这样的一位怪模怪样的学生，又长着一副紫膛面孔，嘴巴老像是开口笑着，岂不怪吗？同学们赠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他“许真人”。

　　一九二零年，许地山毕业后留校任教。次年，他和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等十二人，在北平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自己亲自撰稿。

　　常听见人说：水是一样，牛喝了便成乳汁，蛇喝了便成了毒液。我管保我所得能化为乳汁，哪管干涉人家所得的变成毒液呢？（许地山《缀网劳蛛》）

　　一九二四年，许地山获文学硕士学位，并以研究生资格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及民俗学，两年后又获牛津大学研究院文学学士学位。回国后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

　　一九三五年，许地山受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被燕大解聘。自入燕大读书，至离开时，前后共十九年，学于斯，教于斯，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骤然要离开，令他悲愤交集。旋由胡适推荐，他应香港大学之邀，任港大文学院教授。他举家迁往香港罗便臣道。

　　那位穿长衫、蓄胡须、学富五车的中文教授许地山，正是张爱玲的老师。而那位戴着牛角框眼镜，镜片很厚，几乎不缺课，也很少说话的，就是张爱玲。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奇装怪服的老师，竟然写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女装》，更以英语讲授中国服饰史，这对张爱玲后来所作《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更衣记》，不无影响。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通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澈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折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珊珊，百折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褶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祇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零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折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张爱玲《更衣记》）

　　虽然身处香港，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许地山发表文章、演讲，宣传抗日，反对投降。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许地山和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四十五人当选为理事。当时大批文化人与青年学生流亡到香港，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会员通讯处”，许地山任常务理事兼总务。

　　一九四一年，暑假期间，为了集中精力完成《道教源流考》的论著，许地山独自在香港沙田蘗园埋头写作，由于工作过度，积劳成疾，后遂返家养病。八月四日下午二时，因心脏病不治去世，终年四十九岁。

　　你说你佩服近来流行的口号：革命是不择手段的。我可不敢赞同。革命是为民族谋现在与将来的福利的伟大事业，不像泼一盆脏水那么简单。...要知道不问手段去革命，只那手段有时便可成为前途最大的障碍。何况反革命者也可以不问手段地摧残你的工作？所以革命要择优越的、坚强的与合理的手段；不择手段的革命是作乱，不是造福。你赞同我的意思罢！写到此处，忽觉冷气袭人，于是急闭窗户，移座近火，也算卫生上所择的手段罢。（许地山《无法投递之邮件》）

　　未许落花生大地，不教灵雨洒空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联合舰队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入侵香港，对于大多数的学生，她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但一个炸弹掉在张爱玲宿舍的隔壁，引起巨大的恐慌。

　　大家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忐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

　　但是修女们反而特别兴奋，做了炸牛脑，炸番薯泥丸子，下午还特地坐宿舍的车上城去，买新鲜法国面包。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跟哪个男孩子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巫婆跨上了扫帚满天飞...”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怕引来炸弹。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

　　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张爱玲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大家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门洞子里挤满了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大家还是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张爱玲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并没有死，炸弹落在对街。一个大腿上受了伤的青年伙计被抬进来了，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点，门洞子外的人起先搥门搥不开，现在更理直气壮了。七嘴八舌嚷：“开门呀，有人受了伤在这里！开门！开门！”外面气得直骂“没人心”，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入。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死里逃生后，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传来：

　　历史教授弗朗士被枪杀的消息——

　　弗朗士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每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自己的学生：“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

　　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就这样浪费了。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

　　张爱玲接连两天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实际上是去挨炸。在炮火下，她竟然饿着肚子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她看完。

　　希望投降？希望日本兵打进来？

　　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犯得着为英殖民地送命？

　　当然这是遁词。是跟日本打的都是我们的战争。

　　国家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普遍的宗教。她不信教。

　　国家主义不过是一个过程。我们从前在汉唐已经有过了的。

　　这话人家听着总是遮羞的话。在国际间你三千年五千年的文化也没用，非要能打，肯打，才看得起你。

　　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张爱玲《小团圆》）

　　想不到的是，英国人也与张爱玲同一个想法，甚或比张爱玲想得更开——“投降吧！”

　　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沦陷敌手，恰好这天是圣诞节，因为无论废墟下的城市还是人，都是乌黑的，这个圣诞节被称作“黑色圣诞节”。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一对男女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经历这场灾难后，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丝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

　　这一情景，深深印在张爱玲脑海里，成为她后来创作《倾城之恋》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