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沂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他对前妻怨恨发泄到女儿身上，揪住女儿手臂，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一巴掌打来，张爱玲被打得脸偏到这一边，又一巴掌扇来，脸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她惊慌无措，跌坐地下，被踹一脚，倒在地下。张爱玲害怕得只好抱着头，卷着身体，父亲还是一把揪住她的头发一阵踢。

　　张爱玲觉得，自己要死了，无悲无戚，只有恐惧。

　　在疼痛惊恐之中，张爱玲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

　　等众人围上来时，张志沂终于顾及慈父的颜面，骂了一声“逆女”后，跺了跺脚，气呼呼上楼去了。

　　旁边的人上前来扶小姐，扶她坐了起来。

　　当生命无碍后，尊严胜过一切，张爱玲自己站立起来，低着头，沉默地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自己身上的伤，脸上的红指印。

　　委屈后是悲凄，悲凄后是愤怒，愤怒后是冲动，她有一股强烈的冲动，与家庭决裂！与父亲决裂！

　　她预备立刻报巡捕房去，走到大门口，被看门的拦住了，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

　　张爱玲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原来这些年的她，不仅低眉垂目，就连嗓门也快封闭了。

　　大门紧闭着，庭院深深，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不知是耳聋，还是一切生灵都静默了，她四顾茫然，仿佛置身世外，或是已经踏上茫茫冥途。

　　不知多久，等她回到家里来，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她头上掷来。

　　张爱玲一动不动站着，双目呆滞，不惊不慌，仿佛自己就是刚出生的婴儿，是被抱起来放入浴盆，还是被提起来丢进马桶，全凭大人做主。

　　花瓶稍微歪了一歪，落地上，飞了一房的碎瓷。

　　花瓶被砸碎，父亲倒心疼了，就像丢了一笔银子，丢魂失魄似的颓废。

　　父亲走了之后，何干向张爱玲哭，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张爱玲这时候才觉得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她哭了许久。然而何干心里是怪她的，因为爱惜她，替她胆小，怕她得罪了老爷，得不到嫁妆，要苦一辈子。

　　哭着哭着，突然听到了一声猫叫声，仿佛是，连猫都害怕了。

　　何干一下就停止了哭泣，耳朵竖起，双目紧张地看着楼上。

　　张爱玲不再娇贵，不再委屈，而是害怕，害怕父亲提着剑，一剑将她斩了，提着她的头，扔进苦井里。

　　不等楼梯传来声响，张爱玲便跑到楼下两间空房里，离他们远些，躲起来，这样比较安全。

　　这两间房里堆着一些用不着的旧傢俱，连她小时候都没见过，已经打入冷宫的红木大橱，橱顶有彫花门楼子，蒙上厚厚的粉尘，锁着岁月。

　　她蹲坐在窗下地上，双手抱膝，独自暗落泪，这是从小到大，从未有过的凄惨，继母的恶毒罢了，身体上的疼痛也不算什么，父亲的无情让她万念俱灰。

　　斜阳从窗户爬进，像垂暮老人，在古屋中躅踯，仿佛这是它最后的归宿——坟墓。

　　当黑暗笼罩一切，这里顿时像古墓，令人心慌，令人绝望，只有院子里的虫叫声，透出一点生气。

　　这一晚，没人送饭，大抵说辞是：“饿她几顿，看她还敢不敢！”

　　甚至没人给她掌灯——“看她能躲多久！”

　　张爱玲实在累了，就睡在藤心红木炕床上，那是祖母睡过的床。

　　姑姑曾给张爱玲看过祖母年轻时的相片，十八岁照的，是夏天，穿着宽博的轻罗衫裤，长挑身材，头发中分，横V字头路，双腮圆鼓鼓的鹅蛋脸，眉目如画，笑意盈盈。

　　祖母给她留下的就是这古床，令人害怕，但总胜过父亲狰狞的脸、无情的拳脚。

　　一天，两天，三天，张爱玲就像大鹅一样，只有佣人提些吃剩的菜，稍微打发一下，大抵老爷有交代，“别饿死了就行！”

　　弟弟不知是因为畏惧父亲的威严，或巴结后母，竟然不敢来看她，这最后一点亲情也沉入湖底了。

　　“张家人无情！”张爱玲终于接受了母亲、姑姑一再的执论。

　　接受了这一事实后，张爱玲的心情反而平静了，只剩在下人面前一点难堪罢了。

　　过了几天，这天下午何干进来低声说：“三爷来了。”

　　张爱玲见姑姑来论理，顿时兴奋起来。

　　“你千万不要出去，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何干恐吓的轻声说。

　　张爱玲带笑点了点头，她曾写一张字条交给何干送去：“二叔，娘是真的对我误会了，请二叔替我剖白。希望二叔也能原宥我。”父亲当然一看就撕了。何干没说，她也没问。

　　这时，何干拖过一张椅子，促膝坐下，虎起一张脸看守着小姐，只避免与她对看。脸对脸坐得这样近，张爱玲不禁有点反感。自从她挨了打抱着何干哭，觉得她的冷酷，已经知道自己不过是何干的事业，何干只关心自己是否会被开掉。

　　不一会儿，突然就听见叫骂声。

　　原来，张茂渊和黄定柱走到楼上，见张志沂和他的后妻正躺在烟铺上抽鸦片，烟雾缭绕，不由替被关的侄女说道：“你们这样是违法的！”孙用蕃误解了她的话，便冷笑道：“哟，是来捉鸦片的吗？”

　　张志沂与张茂渊兄妹俩，到了一起总是唇枪舌剑，更何况今日。

　　张茂渊劈头盖脸地问道：“你们为何要打小煐？”

　　一听“你们”，孙用蕃就像听到缉毒的人上门来了似的，一下坐直了身体，想发作，却一下找不到词。

　　张志沂依然歪躺着，依然抽着大烟，毫不在意地回了一句：“因为她打人！”

　　张茂渊怒吼道：“她打人？小煐比你们家的猫还温顺，她会打人？”

　　孙用蕃想说“她打我”，终究慑于对方的气势，被压制了，就像大鹅一样，伸出脖子，又缩回。

　　“她打她娘！”张志沂用他的烟枪猛敲了一下榻上小桌，压制住了妹妹的嚣张。

　　张茂渊果真愣了一下，见孙用蕃眉角得意的样子，不由气恼地说道：“若不是哪个嘴毒，先动手打她，她会打人？”

　　孙用蕃终于抓住把柄，一下蹦起来，质问：“我嘴毒，我毒哪里了？”

　　张茂渊见她原本像个鸦片鬼，软绵绵的，现在就像院子里的大鹅，伸长脖子，展开翅膀，两条腿也不是并拢的，而是岔开，白晃晃地露出，大有啄人之势，不由自己也摆开阵势，怼道：“你哪里毒，要我说啊？到局里说去，到报社说去！”

　　只这一句，就把孙用蕃惹急了，扑上来，就开始啄人，簸张着两只手就要去撕小姑子的嘴脸。张茂渊毕竟是出过洋，爬过雪山的，一个侧身，孙用蕃就扑空了，自己还踉跄了好几下，差点摔倒。

　　张志沂又把对前妻的恨发泄到妹妹身上，再加上前段时间兄妹俩因财产结下的仇怨，二人一来一往都不善罢甘休，竟至兄妹扭打起来了。

　　张子静在旁看着，见姑姑的眼镜被父亲一烟枪打破，脸上受了伤，一直在流血。舅舅拉着她，要她赶紧上医院去。姑姑临走时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张爱玲想乘此机会冲出去，也许可以跟姑姑、舅舅一块走，并使劲推着门，大声喊着：“姑姑！舅舅！”

　　何干更紧张起来，挡着门，不让她出来。

　　张爱玲自己估量打不过她，而且也过不了大门口门警那一关，只能目视着姑姑、舅舅离去。

　　又一天晚上，何干进来收拾东西，低声道：“讲要你搬到小楼上去。”

　　“什么小楼？”

　　“后头的小楼。坏房子。”

　　张爱玲没去过，只在走廊门口张望过一下，后搭的一排小木屋，沿着一溜摇摇晃晃的楼廊，褪色的惨绿漆阑干东倒西歪，看着不寒而慄，像有丫头在那里吊死过。

　　何干遂又轻声道：“好在还没说呢。”

　　还没来得及锁进柴房，张爱玲就被吓得发了高烧。何干去向孙用蕃讨药，只给了一盒万金油。

　　那段日子，张子静也不大敢到姐姐房里去看她。因为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也嘱咐看守大门的两个门警务必看紧，不许她走出门。

　　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志沂怕被当成汉奸，主动辞去挂职了三年的工作，赋闲在家，全家人陷入了坐吃山空之境。

　　虽然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张爱玲也知道父亲绝不能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她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她了。数星期内张爱玲感觉自己已经老了许多，把手紧紧捏着洋台上的木阑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满天的飞机。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她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她也愿意。

　　何干怕她逃走，再三叮嘱：“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房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张爱玲还是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一齐到脑子里来了。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垂了出来。她这里没有临街的窗，惟有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惊动两只鹅，叫起来，如何是好？

　　花园里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翻墙逃走，得有个好身体。每天清晨起来后，张爱玲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

　　此间，中日双方都往淞沪战场增加兵力，中国先后投入七十万，日本先后投入三十万，这里成为人间炼狱，成为修罗场。

　　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军增援部队登陆金山卫，十一月八日晚，蒋介石下令进行全面撤退，所有部队撤出上海战斗。

　　正在筹划出逃，张爱玲生了沉重的痢疾。父亲不替她请医生，也不给她吃药。

　　何干见张爱玲的病一日日严重，惟恐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她躲过女主人的注意，偷偷地告诉老爷，并明确表明如果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事她不负任何责任。

　　张志沂也考虑到，如果仍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他也没面子。于是他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妻子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女儿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后，张爱玲的病情控制住了。

　　张爱玲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

　　庭院深深深几许！

　　然而就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张爱玲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警卫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也听见这声音，还有通大门的两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即使因她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

　　出逃前，母亲曾传话给她：“你要仔细想清楚，跟着父亲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要吃苦，不能反悔。”张爱玲想着离开父亲，只是零花钱少了些，于是毅然决然逃出张家，逃到母亲那里去。

　　一等到可以扶墙摸壁行走，张爱玲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警卫换班的时间。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

　　当真立在人行道上，没有风，只是阴历年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

　　张爱玲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

　　在此之前，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张爱玲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张爱玲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七岁，张爱玲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唯一一次例外是，张爱玲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她五块钱，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张爱玲觉得自己算是又活过来了，逃离了那个坟墓一样的家。

　　这次出逃，颇像孙逸仙在英国逃难记。张爱玲也像孙逸仙一样把她被软禁的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发表。编辑还替她这篇文章定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张志沂一直是订阅英文《大美晚报》的，自然看到了这篇女儿的控诉。他为此又大动肝火，但脾气发完了也无可奈何；到底文章已经发表了！

　　何干受此事连累，被张志沂大骂了一顿。不久之后也就离开张家，要回皖北养老去了。

　　何干没来辞行，而是托人带话，约了张爱玲在静安寺电车站见面。张爱玲顺便先到车站对街的老大房，把身上仅有的一块多钱买了两色核桃糖，两个油腻的小纸袋，笑着递了给她。她没说什麼，也没有笑容，像手艺熟溜的魔术师一样，两个油透了的纸袋已经不见了。

　　十几年的养护之恩，就被一块多钱打发了，何干很失望，张爱玲很尴尬。

　　张爱玲自己知道亏负她，骗了她这些年。在电车月台上望着她上电车，两人都知道是永别了，一滴眼泪都没有，好在除了她的老眼昏发，张爱玲还多了新戴的一副眼镜片，逆光下，似乎泪光闪闪。

　　在张爱玲的《私语》里记着：“我后母把我一切的东西分着给了人，只当我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

　　这大抵是何干告诉她的，但是，张爱玲不知道或不承认的是——

　　女儿虽然像她的母亲一样逃出这个家，但是张志沂还是对女儿房间及里面的东西原封不动，偶尔他还走入这个房间，想念着自己的女儿。

　　对父亲十七年的养育之恩，可以一笔勾销。对母亲后来的栽培之恩呢？张爱玲是这样认为的：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

　　缺少父母之爱是可悲的，漠视父母之恩也同样可悲。

　　悲剧总源于偏见和执念。

　　张爱玲投奔母亲，母亲给了张爱玲两个选择：装饰自己，用金钱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嫁个好人家；用这笔钱读书，一辈子自谋出路。张爱玲义无反顾选择了后者，要读书，要留洋，要活出一个精彩的自己。母亲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女儿补习数学，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五美元，贵得令人咋舌。

　　张爱玲舅舅住的明月新村是新式里弄房子，今年刚建好，三层的混合结构，一共十六幢，就位于开纳公寓对面。获得自由后，张爱玲终于可以去看舅舅了。舅母见她穿的衣服不像样，就对她说：“等我翻箱子的时候把你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你穿。”张爱玲连忙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她立刻红了脸，眼泪滚落下来了，不由得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但是，舅舅、舅母对张爱玲是极好的。在与母亲同居期间，张爱玲每天到对街舅舅家去吃饭，带一碗菜去。苋菜上市的季节，她总是捧一碗乌油油紫红夹墨绿丝的苋菜，里面一颗颗肥白的蒜瓣染成浅粉红。在天光下过街，像捧着一盆常见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红花，斑斑点点暗红苔绿相间的锯齿边大尖叶子，朱翠离披，不过这花不香，没有热乎乎的苋菜香。

　　姐姐逃走后，张子静在家里很孤单，很想念她。

　　那年放暑假，张子静就偷偷到她们的住处找母亲和姐姐，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姐姐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他要回父亲的家，好好的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姐姐和他都哭了。

　　在张子静心里，姐姐是他最亲密的人，也是他的守护神，是他心灵的支柱。

　　带着那双篮球鞋，张子静又回到父亲家，他又哭了好多次——从此他和姐姐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何干曾偷偷摸摸把张爱玲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她做纪念，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搧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类似的感觉。

　　备考伦敦大学，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困难。张爱玲常常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洋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张爱玲觉得她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张爱玲每次开口要钱，母亲总会抱怨几句：“为了你，我没有新衣服了。”

　　“为了你，我没有咖啡喝了。”

　　“你生来就是为了害人的。”

　　张爱玲受不了，就答道：“你给花的这些钱，我将来一定要还二婶的。”

　　母亲像听不见似的，或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话，还是抱怨：“想想真冤——回来了困在这儿一动都不能动。其实我可以嫁掉你，年纪轻的女孩子不会没人要。反正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少女’。只要是个处女，就有人要！”

　　张爱玲诧异到极点。从小教她自立，这时候倒又以为可以嫁掉她？少女处女的话也使她感到污秽。

　　张爱玲跟母亲一床睡，幸而床大，但是弹簧褥子奇软，像个大粉扑子，早上她从里床爬出来，挪一步，床一抖，无论怎样小心，也常把母亲吵醒，她总是闹：“睡得不够就眼皮摺得不对，瞅着。”她不懂那是眉梢眼角的秋意。

　　张爱玲怕问母亲拿公共汽车钱，宁可走半个城，从越界筑路走到西青会补课。走过跑马厅，绿草坪上有几只白羊，是全上海唯一的挤奶的羊。物以稀为贵，母亲每天定一瓶羊奶，也说：“贵死了！”这时候西方有这一说，认为羊奶特别滋补，使人年轻。

　　母亲正说要请谁吃茶，张爱玲就病了，几天没退烧，只好搬到客室去睡，与姑姑对调。下午茶当然作罢了。

　　张爱玲正为了榻边搁一只呕吐用的小脸盆觉得抱歉，恨不得有个山洞可以爬进去，免得沾脏了这像童话里的巧格力小屋一样的地方。母亲忽然盛气走来说道：“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

　　张爱玲听着像诅咒，没作声。

　　请了个德国医生来看了，是伤寒，需要住院。单人病房，隔壁有个女人微弱的声音呻吟了一夜，天亮才安静了下来。

　　早晨看护进来，低声道：“隔壁也是伤寒症，死了，才十七岁！”说着脸上惨然。

　　她不知道张爱玲也是十七岁。

　　这不能怪看护眼拙，就连张爱玲都觉得她自己有时候像十三岁，有时候像三十岁。

　　以前听姑姑说“等你十八岁给你做点衣服”，总觉得异常渺茫。怪不得这两年连生两场大病，差点活不到十八岁。

　　张爱玲从家里垫在鞋底带出来的一张五元钞票，洗碗打碎了一只茶壶，幸而是纯白的，自己去配了一只，英国货，花了三块钱。母亲没说什麼。母亲节这天走过一家花店，见橱窗里一丛芍药，有一朵开得最好，长圆形的花，深粉红色复瓣，老金黄色花心，她觉得像母亲。走进去指着它，怯怯地笑问：“我只要一朵。多少钱？”

　　“七角钱。”店里的人是个小老僕欧，穿着白布长衫，苍黄的脸，特别殷勤地带笑抽出这一朵，小心翼翼用绿色蜡纸包裹起来，再包上白纸，像婴儿的襁褓一样，只露出一朵花的脸，表示不嫌买得太少。

　　“我给二婶的。”她递给母亲。

　　黄逸梵卸去白纸绿纸卷，露出花蒂。原来这朵花太沉重，蒂子断了，用根铁丝支撑着。

　　张爱玲“哎呀”了一声，耳朵里轰然一声巨响，魂飞魄散，知道又要听两车话：“你有些笨的地方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连你二叔都还不是这样。照你这样还想出去在社会上做人？”想起那老西崽脸上谄媚的笑容，她心里羞愧到极点。

　　不料，母亲的声音竟意外的柔和：“不要紧，插在水里还可以开好些天。”还亲自去拿一只大玻璃杯装了水插花，搁在她床头桌上。花居然开了一两个星期才谢。

　　母亲常说：“年轻的女孩子用不着打扮，头发不用烫，梳的时候总往里卷，不那麼毕直的就行了。”张爱玲的头发不听话，穿姑姑的旧蓝布大褂又太大，老鼠披荷叶似的，自己知道不是她母亲心目中的清丽的少女。

　　“人相貌是天生的，没办法，姿势动作，那全在自己。你二叔其实长得不难看，十几岁的时候很秀气的。你下次这样：看见你爱慕的人，就留神学她们的姿势。”说着，母亲做出各种诱人的姿势。

　　张爱玲自己长得细长细长的，不像母亲前凸后翘，见她不是用眼色，就是用身材，羞得正眼不敢看她一眼。

　　母亲似乎也看到了女儿的困窘，乘机教育道：“作为女人，没有好的身材，才华是唯一出路。”

　　“啊，我那菲力才漂亮呢！”她常向小姑子笑着说。他是个法科学生，张爱玲在她的速写簿上看见过他线条英锐的侧影，戴眼镜。

　　“他们都受军训。怕死了，对德国人又怕又恨，就怕打仗。他说他一定会被打死。”

　　“他在等你回去？”姑姑有一次随口问了一声。

　　母亲别过头去笑了起来。“这种事，走了还不完了？”

　　在女儿面前公开地谈论情人，张爱玲内心是不欢喜的。

　　母亲来客人时，张爱玲就拿本厚重的英文书到屋顶上去看。高楼顶上，夏天下午五点钟的阳光特别强烈，只能坐在门槛上阴影里。淡红乱石嵌砌的平台，不许晾衣裳，望出去空旷异常，只有立体式的大烟囱，高高下下几座辱黄水泥掩体。

　　除了读书，除了拥有天才梦想外，在母亲眼里，在自己心里，她就是个废物。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

　　在待人接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张爱玲《天才梦》）

　　张爱玲参加了伦敦大学远东区入学考试，竟得了第一名。

　　一九三九年夏，张爱玲和母亲、姑姑迁居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爱丁堡公寓5楼51室。

　　就当为赴英做准备时，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德国人的潜艇四处袭击英国人商船，跨越大洋成了危险旅途。

　　张爱玲不得不拿着伦敦大学录取通知书转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主修英文和历史，辅修中文。

　　母亲、姑姑送张爱玲上船，在码头上遇见炎樱家里的人送她。是替她们补课的英国人介绍她们俩一块走。母亲一再重托炎樱照应她的女儿：“别看她高，糊涂！”

　　船小，不让送行的上船。

　　张爱玲只笑着说了声：“二婶我走了。”

　　“好，你走吧。”母亲像似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姑姑我走了。”张爱玲装着轻松地说道。

　　姑姑笑着跟她握手。这样英国化，张爱玲差点没笑出声来。

　　张爱玲不仅要从上海到完全陌生的香港，更要从少女走向成年，当她提起藤箱走向轮船，她要走向她梦想的前方——西洋。

　　身后的大陆，是一片战争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