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姑姑走后,父亲相好的窑姐儿就搬进来了,成了兄妹俩的姨奶奶。
张煐和弟弟,成天就由保姆带着,在院子里玩。弟弟从小就常发烧感冒,有时保姆带着姐姐出门去,他只能留在家里。小小年纪,他就觉得姐姐比他幸运,也比他活泼伶俐,讨人喜欢。
那时姐弟俩最快乐的事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回来。保姆给姐弟俩穿上新衣服,仿佛过新年一般喜气洋洋。有时母亲还寄玩具回来,姐姐一个,弟弟也一个。
姐弟俩都还小,保姆照顾得也算周到,对于母亲不在家中,似乎未曾感到太大的缺憾。
姨奶奶每天晚上总爱带张煐到吉士林去看跳舞。张煐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她将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被佣人背着回家。
在打扮张煐这件事情上,姨奶奶也是有一番心思的,她常常会用整幅的丝绒为她做一套短袄和长裙,让年幼的张煐十分欢喜,对她颇有好感。
更多时候,张煐与弟弟相依为命。
弟弟生得很美而她一点也不。从小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
弟弟妒忌姐姐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姐姐能够想象弟弟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她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她能吃的他不能吃,她能做的他不能做。
天井的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通文墨,胸怀大志的底下人时常用毛笔蘸了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大字。这人瘦小清秀,讲《三国演义》给张煐听,张煐幼小的心里不再是空白,而是沙场秋点兵,残阳照疆场。
姐弟俩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张煐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双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弟弟常常不听姐姐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张煐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老虎在后头呜呜赶着——他想不出,就一直呜呜着,没等他说完,姐姐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笑骂道:“小东西!”弟弟这个时候就会咧嘴豁牙地笑着。
家里给姐弟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读到“太王事獯鬻,”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那一个时期,张煐时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而父亲总是躺在烟铺上,一边抽着大烟,一边不满地看着她。张煐害怕,于是哭了。一旁的姨奶奶不耐烦了,总是打发她走:“女孩子背这些陈腔滥调干什么,玩去!”张煐红着眼睛从父亲的大房间出来,大人总爱说:“又没背好!又哭了!”张煐自尊心受到伤害,但她是不怪自己笨的,归罪于别的,她点着腮,说大约是因为大年初一早上哭过了,所以一年哭到头。
原来,除夕夜,张煐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她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让她多睡一会儿,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张煐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她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她穿上新鞋的时候,她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这小子笨,七个字愣是背不下来,遂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她这种好打人的习惯,终于惹了祸,把男人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他的头。
这件事传出去,族里人都来了,他们翘着脚,吹着胡子,气道:“想当初,我们祖上跟李大人打捻军,只有我们打别人的份,没有别人敢打我们。即使是老佛爷,她也是客客气气的。好了,到了你,给女人打了,还被打了头!”姨奶奶从来都不疼张子静,这个时候,小小年龄的他过来补了一句:“而且还是用痰盂打的!”这位长辈摸着张子静的头,夸道:“你看,就连小魁都看不下去了!”
结果是,姨奶奶被赶走了。张煐坐在楼上的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姨奶奶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
张志沂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也是在堂哥张志潭辖下的单位,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
民国十四年,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爆发了——北伐战争。
一个两年前还默默无闻之人——蒋介石,领导国民革命军,仅用两年多时间,就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国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
在北洋政府即将倒台前夕,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张志沂失了靠山,只好离职。
民国十六年,张志沂在天津也待不下去了,坐船离开天津,前往上海。
这一年,张煐八岁,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
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张煐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虽然住在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她,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张志沂抽大烟已经不能满足了,发展到打吗啡针——毒品,离死很近了。张志沂独自坐在洋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双目直视,帘外雨潺潺。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张煐很是害怕,觉得她爹快要死了,她和弟弟也将成为孤儿了。
也许是因为感觉自己快要死了,张志沂也有了一丝悔意,给妻子写信,并在信中保证自己要改邪归正,不再抽大烟——他确实不抽了,改打吗啡针。也不出去吃喝玩乐,要立志上进。
出国时,黄素琼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在国外,她学会了说英文、画油画、做雕塑,并将自己改名逸梵。她结识了有名的文人画士,如徐悲鸿、蒋碧薇等;她去阿尔卑斯山滑雪,裹着小脚却比拥有一双天足的小姑子滑得更快。
但好时光被丈夫寄来的一张小照、一首七绝打破:
才听律门金甲鸣,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拥书城,两字平安报与卿。
收到丈夫的信,丈夫言之切切,誓之当当,黄逸梵泯灭了的希望死灰复燃。她从英国回来挽救他们的婚姻,毕竟还有两个幼子,她不能率意任己。
女佣告诉张煐一个惊喜的消息:你母亲要回来了。
母亲回来的那一天,张煐吵着要穿上她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看见女儿穿着如此不合体的衣服,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母亲就给她做了新衣。
张志沂痛悔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戒毒。
此后,一家人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突然就来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煐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张煐还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家的新屋,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家里的一切她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她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她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这样的话也没法矫正她最初的印象。
母亲还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她选择的,而且她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
画图之外,张煐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见了就乘机教育儿子:“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张煐被夸奖,一高兴,眼泪也干了。
一日,母亲问儿子:“姐姐想当个钢琴家,你呢?”张子静毫不犹豫地答道:“我想开车!”母亲揶揄道:“你想当车夫?”张子静脸憋得通红,不知道怎么回答。母亲又替他圆道:“你想开的是火车?”张子静这才自豪地答道:“嗯!”
母亲回国的时候,在西湖曾拍过一张照,背后还题一首诗:
回首英伦,黛湖何在?
想湖上玫瑰
依旧娇红似昔,
但毋忘我草
却已忘侬,
惆怅恐重来无日。
支离病骨,
还能几度秋风?
浮生若梦,
无一非空。
即近影楼台
亦转眼成虚境。
这首诗及照片中的西湖,勾起张煐无限的遐思。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加上一点美国式的宣传,也许我会被誉为神童。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七岁时我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遇到笔划复杂的字,我常常跑去问厨子怎样写。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我母亲批评说:如果她要自杀,她绝不会从上海乘火车到西湖去自溺。可是我因为西湖诗意的背景,终于固执地保存了这一点。
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但我的思想并不为它们所束缚。八岁那年,我尝试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快乐村…
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场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张爱玲《天才梦》)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这样的生活只持续了两年,等父亲把病治好之后,他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到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二人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姐弟俩乖一点,少管闲事。张煐和弟弟在洋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洋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
黄素琼自己就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妇,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女儿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的愣是把女儿送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入学六年级。
民国十八年,十岁的张煐首次入学堂。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黄素琼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张煐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儿。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于是将Eileen译为爱玲。
一个后来享誉华人文坛的名字就此诞生了——张爱玲!
这一年,父亲被逼无奈之下终于同意协议离婚。办离婚手续时,母亲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母亲和姑姑搬了出来住公寓。
就像一幅色彩鲜艳的画,突然被人无理无情地涂鸦了。
这一回,张爱玲心里无比惆怅。
张爱玲来看母亲,母亲一面化妆,向浴室镜子里说道:“我跟你二叔离婚了。这不能怪你二叔,他要是娶了别人,会感情很好的。希望他以后遇见合适的人。”
原来,张爱玲从小过继给大伯,称自己父亲、母亲为二叔、二婶,也跟着弟弟叫大伯夫妇为大爷、大妈,所以她是没有父母的。
听了母亲的话,张爱玲倚门含笑道:“我真高兴。”是替母亲庆幸,也知道于自己不利,但是不能只顾自己,同时也得意,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了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
“我告诉你不过是要你明白,免得对你二叔误会。”母亲显然不高兴,以为女儿是表示赞成。她还不至于像有些西方父母,离婚要征求孩子们的同意。
父亲也搬出了老宅,移居康乐村一所衖堂房子里,与母亲娘家同一个弄子,希望母亲能回心转意。
康乐村位于延安中路740弄10号,是一栋三层高的红砖小洋房,带个小天井。边上就是船王严同春的豪宅。
父亲对于衣食住向来都不考究,单只注意到行,惟有在汽车上舍得花点钱,当然,抽鸦片烟也是不惜钱的。父亲是很抠门的,他付账总是拖,按姑姑的说法是:“钱搁在身上多渥两天也是奸的。”
母亲走后,几乎又回复到北方的童年的平静。离异后的父亲也非常痛苦,成天在他房里踱来踱去转圈子,像笼中的走兽,一面不断的背书,滔滔泊泊一泻千里,背到末了大声吟哦起来,末字拖长腔拖得奇长,殿以“殴——!”中气极足。只要是念过几本线装书的人就知道这该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张爱玲替父亲觉得痛心。
对于儿子,黄逸梵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曾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请私塾先生教儿子读书,藉口是“底子要打好”。
姐姐去上学,只有假日才会被接回家。张子静一个人上私塾,则更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姐姐会问东问西,现在剩下他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他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在无人问津的缝隙中长大,生成窝囊憋屈孤僻的性格。
在张子静眼里,母亲是遥远而神秘的。有两趟母亲领他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他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亲情。
不久,黄逸梵动身到法国去,来学校看女儿,见女儿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划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张爱玲知道母亲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母亲出了校门,张爱玲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当父母的永远不知道幼年时的陪伴对孩子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一日不见母亲,都要委屈,都要哭泣,更何况是对母亲已有依恋之情的孩子!
没有一个大人会在乎孩子的哭泣,在大人眼里,那就是胡闹,就是不懂事。
但是,风知道,因为伤心的泪水总是咸的。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张爱玲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空气中,她能闻到母亲存在的味道。
另一方面,有父亲的家,那里什么她都看不起,鸦片,教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她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她也喜欢。她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后来,她自己屋里大迭的小报仍然给她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仿佛还能忆起和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也能记起父亲跟她谈《红楼梦》——她知道父亲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父亲是喜欢她的。记忆中,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就像日落余晖,在地板在木壁中移动。
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恋着自己的母亲,但是与母亲总是相聚少离别多。她希望母亲来了就不要去了,或宁愿去了就不要来了,母亲这样的时来时去,就像月下竹影在风中摆动,让她的心情忽明忽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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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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