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光绪八年,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侍讲学士。中法战争时,力主抗法,嫉恨他的人推荐他为福建会办海疆大臣,书生带兵,致福建水师全军覆灭,马尾船厂被毁,遂被革职充军。获释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的幕僚。李鸿章花了数万金想为张佩纶谋一官,慈禧恶其败,未得行。
李鸿章想将二十岁的幼女李菊耦嫁给四十岁的张佩纶,为其继室夫人。知道张佩纶丧偶又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时,李菊藕的母亲赵氏提醒:“张家人性格冷硬,为人凉薄。”李鸿章不听。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这句顺口溜在李中堂千金定亲时,传遍了整个京城。
两人成婚时,三天的婚礼、十里红妆的繁花似锦,绚烂了京城所有人的眼。
后任末代皇帝溥仪老师的梁鼎芬有诗云:“篑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
北宋学者胡瑗认为:“嫁女须胜吾家,娶妇须不若吾家。”李菊耦大不以为然,批之曰:“则贵家之女将无可嫁之士,而贫士可以乞丐之女为妻矣,岂理也哉!”最后,她归总一下,说:“胜之一字,包孕无穷,或其德胜,或其才胜,均可。”
正是因为李菊耦正确的婚姻观,两个人的婚后生活倒是美满笃实。
成为李鸿章的女婿,并非增进仕途复起的资本,反而设置了一块巍然的拦路石。张佩纶告诉时为张之洞幕僚的樊增祥:“不婚犹可望合肥援手,今在避亲之列,则合肥之路断矣。”这个合肥,即其岳父李鸿章。
由于官场失意,张佩纶常自称生不如死,只以酗酒解愁消磨残生。这种情绪极大地影响了李菊藕的心境。父亲李鸿章写给女儿菊藕的家书里,总是劝她要开心一点:“素性尚豁达,何竟郁郁不自得?忧能伤人,殊深惦念,闻眠食均不如平时,近更若何?”父亲殷殷之言,令人感慨,但却收效平平,李菊藕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
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逃亡西安,从广州将年迈的李鸿章召至北京。在北京,李鸿章在烟雾缭绕之中与洋人软磨硬泡,签下了带给他人生最后耻辱的《辛丑条约》,呕血碗许,尽瘁而死。
正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的裱裱糊糊,为在风雨中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又续命了将近半个世纪。
李鸿章去世后一年多,张佩纶也于南京逝世。他遗下一子一女,大的七岁,小的才两岁。男孩叫张志沂,女孩叫张茂渊。
李菊藕三十七岁守寡,心有戚戚,终日致力于闭门教子。打小就盯着儿子张志沂背书,“少爷背不出书,打呃!罚跪。”这是老女仆的回忆。李菊藕的严厉取得了成绩,多少年后,张志沂还能将古文时文甚至奏折倒背如流,无事时在家里绕室咏哦,末尾处拖了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
除了学问,李菊藕在思想意识上也对儿子严格管教。是时纨绔子弟在一起,总是明里暗里比拼鲜衣,声色犬马。她给儿子穿颜色娇嫩的老式衣服,满帮绣的花鞋,是怕他穿着入时,会跟着纨绔子弟学坏了,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寒碜,一副女儿家的腼腆相。
张志沂十几岁了还穿花鞋,镶滚好几道,都是没人穿了的。出门时,还夹着个小包,肩膀一边高一边低,一溜出去,还没到二门,在檐下偷偷地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换一双。
但李菊藕又给女儿取男性的名字,穿男装,称她毛少爷,而不叫小姐。李家小辈不叫张茂渊表姑,而叫表叔。李菊藕这样做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
民国元年,李菊藕因肺病,病逝上海,时年四十六岁。
民国四年,二十岁的张志沂在兄长的主持下娶黄素琼为妻。
黄素琼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人称黄军门,也是李鸿章的部下,曾追随李鸿章攻打捻军,建立了不少功勋,获得了爵位。黄翼升去世时,独子黄宗炎承袭了父亲的爵位,赴广西任官。婚后未有子嗣,家人只好在湖南老家给他买了一个乡下丫头做小妾。这位小妾就是黄素琼的生母。黄宗炎去世时,夫人和小妾都有身孕。结果,小妾生下一个女孩,分不了财产,只好另费一番周折:
“像从前那时候真是——!你外公是在云南任上不在的,才二十四岁,是云南的瘴气。报信报到家里,外婆跟大姨太有喜,”她一直称她生母为二姨太。“这些本家不信, 要分绝户的家产,要验身子——哪敢让他们验?闹得天翻地覆,说是假的,要赶她们出去,要放火烧房子。有些是湘军,从前跟老太爷的。等到月份快到了,围住房子,把守着前后门,进进出出都要查,房顶上都有人看着。生下来是个女的,是凌嫂子拎着个篮子出去,有山东下来逃荒的,买了个男孩子,装在篮子里带进来,算是双胞胎。凌嫂子都吓死了,进门的时候要是哭起来,那还不马上抓住她打死了?所以外婆不在的时候丢下话,要对凌嫂子另眼看待,养她一辈子。你舅舅倒是这一点还好,一直对她不错。”
…
她记得舅舅家有个凌嫂子,已经告老了,有时候还到旧主人家来玩,一身黑线呢袄裤,十分整洁,白净的圆脸,看不出多大年纪,现在想起来,从前一定很有风头,跟这些把门的老湘军打情骂俏的,不然怎么会让她拎着篮子进去,没搜出来?(张爱玲《小团圆》)
正因此,张爱玲后来写文章说她舅舅是狸猫换太子,一段时间惹得舅舅很不高兴。
因为生了个儿子,便分得了大量房产和金银古董。出生之前便失去父亲,幼年时又失去母亲,这对黄素琼来说,既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她出生后没有受到父亲的管制,受封建思想的荼毒相对较轻;不幸的是,过度的自由也似乎助长了日后的她自由散漫。
二人结为伉俪时,张御史的少爷,黄军门的小姐,二十岁结婚时是一对人人称羡的金鸾玉凤。
民国七年,影响中国深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民国八年,九月三十日,一个女婴呱呱来到了人世,父母给她取名煐,昵称小煐。
抓周之时,张煐抓的是钱,从一只漆盘里抓的一个小金镑。母亲见了,非常诧异,像是一个不好征兆,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那声“唉”终究没有叹出声。
一年后,弟弟也来到人世,取名子静,昵称小魁。
张志沂同父异母的兄长叫志潜,大他十七岁。母亲去世后,由他主持着日常家务,张志沂兄妹也受着他的管束。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长的堂兄张志潭的引介,张志沂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于是借机分了家。
民国十年,张志沂举家由上海搬到天津。除了一双儿女外,同去天津的,还有妹妹张茂渊。
到了天津后,自然也是要去北京的,张煐记得被佣人抱来抱去,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张煐虽小,脾气却很坏,不耐烦起来便抓得她满脸的血痕。
她姓何,叫“何干”。干,一种安徽方言,称老妈子为干。领弟弟的女佣唤作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耍强,处处占先。
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张煐不能忍耐她的重男轻女的论调,常常和她争起来,她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何干能够从张煐抓筷子预卜她将来的命运,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张煐连忙把手指移到筷子的上端去,问:“抓得远呢?”她道:“抓得远,当然,嫁得远。”气得张煐说不出话来。
张干使张煐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她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弟弟。
弟弟实在不争气,因为多病,必须扣着吃,因此非常的馋,看见人嘴里动着便叫人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病在床上,闹着要吃松子糖。大人们像小时候断奶一样把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一只拳头完全塞到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擦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早上,张煐总被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张煐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此时,张志沂与黄素琼,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还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女儿和儿子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何等风光。
只可惜,生活的轻曲很快就变成了哀弦。
记忆里,母亲和姑姑永远是像她小时候第一次站在旁边看她们换衣服出去跳舞,母亲穿着浅粉色遍地小串水钻穗子齐膝衫,姑姑穿黑,腰际一朵蓝丝绒玫瑰,长裙。她白净肉感,小巧的鼻子有个鼻结,不过有点龅牙,又戴着眼镜。其实就连那时候,在儿童的眼光中她们已经不年轻了。永远是夕阳无限好,小辈也应当代为珍惜,自己靠后站,不要急于长大,这是她敬老的方式。“你将来日子长着呢!”这是从小常听母亲说的。
母亲倒行逆施的教育,倒确实是培养了妹妹的独立,张志沂却不由自主地沿着旧时大户人家少爷的路子滑下去了。他是个典型的遗少人物,虽然精通英语,也受过五四运动的习染,但骨子里还是与旧时代更亲近一些。母亲的严教,兄长的束缚,一旦分家,另立门户,可以自由支配钱财时,他就如脱缰的野马,更加变本加厉,管不住自己,恣意放浪。
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官商云集,乌烟瘴气。其中,最丑恶也最为纸醉金迷的,便是烟花勾栏之地——妓院。
天津的妓院分为一、二、三、四等以下四个等级。一等妓院为清音小班,又雅称书寓、别墅、小公馆什么的。二等妓院通常称为某某班,室内陈设讲究,妓女也年轻貌美,只是才艺与一等略逊一筹。三等妓院多称作某某堂或某某下处。这里的情况就差得多了,妓女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有,卖肉为主。四等以下的下等妓院的妓女大多年老色衰,从以上三等妓院中淘汰下来的剩妓,而且多数都患有各种性病和皮肤病,嫖客也多为拉胶皮的、脚行装卸工等下层劳动阶层,所付嫖资也很少,妓院打出的广告多为三毛随便、两角也行之类。
此外,天津还有俄国妓女、日本妓女、朝鲜妓女。
在天津,张志沂很快就沾染上了赌博、抽大烟、嫖妓、养姨太太。纨绔子弟的种种恶习,他一样不落。
张志沂甚至带女儿到小公馆——一等妓院,抱着女儿走到后门口。女儿死活不肯去,拼命扳住了门,双脚乱踢,他气得把女儿横过来打了几下,终于抱去了。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窑姐儿拿糖来哄骗小姑娘。张煐又很开心地吃了许多糖。
黄素琼虽也是缠过脚的,但思想却较解放,她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从清末走到了民国。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更为深恶痛绝。这个追求新生活的女子,向往浪漫幸福的爱情生活。生活在这样一个阴沉发霉的家庭,黄素琼仿佛陷在泥潭里。
黄素琼对丈夫的堕落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夫妻之间就有了矛盾和对立。姑子也是新派女性,站在嫂子这一边。后来发现两个女人的发言对一个男人并不产生效力,她们就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好听一点,是说出国留学。
民国十二年,黄素琼和张茂渊决定去国离乡,远走英国。这个举动在现代意识还只是灵光初显的当时,是颇有些惊世骇俗的。当大多数女子还背负着三从四德的传统因袭,就是对婚姻不满,也只好默默地躲暗处低泣时,拥有金钱自由的叛逆者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往往要比常人剧烈得多。
上船的那天,黄素琼伏在竹床上痛哭。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张煐推上前去,教她说:“二婶,时候不早了。”张煐算是过继给长房的,所以称自己父母为二叔二婶。母亲不理她,只是哭。
母亲走的时候,张煐没有哭,弟弟也没有哭,因为姐弟俩还从未体验过与亲人离别的苦楚。
在从上海赴英国的轮船上,张茂渊遇到了风度翩翩的李开弟。李开弟毕业于南洋公学,上海嘉定人。此时,李开弟乘船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就读硕士学位。当时海上风大浪大,张茂渊吐得一塌糊涂。颇有绅士风度的李开弟跑前跑后,殷勤照顾同行的两位女士。当天傍晚,张茂渊在船头欣赏海景的时候,李开弟体贴地将一件霞帔搭在了她的肩上。
后来,张茂渊手里卖掉过许多珠宝,只有这一块淡红的披霞,还一直留着,也许是欠好的缘故。战前拿去估价,店里出她十块钱,她没有卖。每隔些时,她总把它拿出来看看,这里比比,那里比比,总想把它派点用场,结果又还是收了起来,叹了口气,说:“看着这块披霞,使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块披霞竟像月老手中红绳一样,将她的心一直系在一个人身上。令人想不到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后,年已七十八岁的老姑娘张茂渊,竟然嫁与初恋情人李开弟,两位耄耋老人,相濡以沫,竟然携手走完了最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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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水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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