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差点就步了汪精卫后尘，此后，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窟：蒋介石怕阎锡山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锡山就范，停止了对阎锡山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狡兔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三十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

　　随之，阎锡山利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机，命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部一万七千人向上党地区挺进，侵入解放区。九月初，八路军发起反击，将史部围于长治。阎锡山急令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部二万余人，由太原奔赴驰援。十月中旬，史、彭两部先后被歼。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午夜，国共停战协定生效。

　　两天前，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任务是派往发生冲突的地区或遭受冲突威胁的地区，以停止或阻止战争。军调部先后派出三十六个执行小组。山西临汾小组中共方面代表是陈赓，国民党代表是王靖国，美国代表是伯尔。

　　陈赓接到任务之后，立即着手组建一支精干的队伍，组员有韩钧、王亭兰、史丁文、程甲锐等。行前，陈赓向大家交代了外交场合的一般常识、保密、纪律和政策等问题，同时着重强调了几点：一、国民党和我们谈判是被迫的，他们根本没有和平谈判的诚意，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捣鬼；二、斗争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三、不穿美国人和国民党的军装，注意仪表风度，吃有吃相，坐有坐相；四、对美国人和国民党要不卑不亢，和他们接触，要坚持原则，站稳立场。

　　陈赓率谈判人员到达临汾城后，被安排住在一所师范院校的校园内。陈赓住在学校南面的房子里，而随行人员则住在一间教室里。教室东面全是玻璃，在室内活动和说话外面都能看得见和听得见。针对这种情况，陈赓让人上街买了纸张把窗户糊上；另外还买了乒乓球、胡琴等文体用品，开会时就让人打乒乓球和拉胡琴，以扰乱对方的视听。这是陈赓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用过的办法，很管用。为打破敌人封锁，陈赓让史丁文、姜英等人去逛大街、走商店，主动接触人民群众。他们身穿配有“八路”臂章的军服，在闹市区和人们主动交谈，并主动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把中共的政策和谈判诚意宣传出去。

　　陈赓等人到达临汾的第二天，史丁文在看报纸时发现了一则剧团“为戡乱平叛义演慰劳前方将士”的广告，立即用红笔标出并报告给陈赓。开会时，陈赓就报纸上的广告提出抗议，指出国民党仍然坚持错误立场，依然宣称“戡乱平叛”等，缺乏谈判的诚意。国民党代表十分尴尬，只得发出公函，通令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月二十六日，双方就恢复交通、平毁交通沿线的军事工事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国民党代表王靖国强词夺理地说他们修筑的工事是为了保护交通线，不能拆除。美国代表伯尔听了也很气恼，说：“如果按王将军的意见，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字四号命令‘凡交通沿线军事工事须立即拆除’的规定，可以不用执行了。”弄得王靖国相当狼狈。陈赓趁机揭露国民党部队违反军调部命令、违反临汾协议的大量事实，还把中共军队动员铁路职工恢复交通、平毁铁路沿线两侧国民党军构筑的工事情况作了说明。

　　关于上党战役晋绥军被我军歼灭之事，王靖国在谈判桌上乘机发难，质问道：“国军奉何总司令命令接收上党地区降军，有何错？贵军为何趁机发起攻击？这难道不是破坏和平行为？”

　　此前，王靖国等人早就向美方恶人先告状了。此时，美国代表伯尔也看着陈赓，看他如何解释。

　　等王靖国说完了，陈赓才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对翻译人员说道：“我说一句，你向伯尔先生翻译一句。”陈赓微笑着说道：“要论起此事，还得从抗战时期，阎老西与日军勾结说起。”

　　伯尔问道：“阎老西是谁？”

　　翻译答道：“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王靖国狠狠地瞪了陈赓一眼，说道：“我们谈的是上党惨案，与阎长官有何关联？”

　　陈赓答道：“有，关系重大！”

　　于是，陈赓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将阎锡山勾结日伪的行为一件件捅出来。原来，阎锡山亲信赵戴文身边藏有地下党员。

　　王靖国听了大惊，脸色通红，说道：“污蔑，纯属污蔑！”

　　陈赓收起电文，说道：“阎老西通日，路人皆知，你们还要掩耳盗铃？”见王不能答，陈赓怒言道：“正是在你们阎老西的命令下，贵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第十九军、第六十一军一部和部分伪军共一万七千人，趁我们毛主席、周副主席赴重庆和谈，占领了我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我人民武装包围的长治、长子等县城，杀我军民。不是你们进攻在先，我们岂会反击？”

　　王靖国反驳道：“彭毓斌部总没有攻击你们，你们为何围攻他们？”

　　陈赓问道：“彭毓斌率部前来，为了何事？”

　　王靖国答道：“为了解救被你们包围于长治的我国军！”

　　陈赓又问道：“你们用什么解救？”

　　王靖国支吾不能答。

　　陈赓转而对伯尔说道：“我们只有三万人，他们有三万八千多人，他们找上门来先出拳，我们后出拳，他们打败了，现在反过来咬我们一口，说我们破坏和平。伯尔先生，在美国，有这个道理吗？”

　　伯尔耸了耸肩膀，没有发表意见。

　　陈赓又转而对王靖国说道：“如果阎老西历史干净，没有勾搭日伪，也就罢了。可阎老西勾搭日伪，证据确凿，在日军没有放下武器之前，我们有责任消灭一切日伪及与日伪勾结顽固派、反动派。”

　　王靖国见自己长官被牵连进来，不好再纠缠，只好转移话题。

　　侯马地区是刚解放不久的新区，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策还不是很了解，对阎锡山进攻侯马、挑起武装冲突、破坏和平的行为分不清是非曲直，认为是“你打他，他打你，相互争夺地盘”。对此，陈赓要求所有人做好宣传工作，向老百姓解释中共反对内战的和平政策，争取老百姓的拥护。

　　停战小组到达侯马之后，陈赓以东道主的身份对伯尔、国民党代表沈国甫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伯尔对陈赓的拜访表示感谢，同时又说：“将军率领八路军将士在敌后抗战八年，处境非常危险，就是‘不战’，能生存下来亦令人十分敬佩。”言下之意，在影射八路军是“游而不击”。陈赓听后，说道：“上校对贵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肯定是清楚的，一个民族的正义战争，无论条件多么艰险，其人民都会坚持战斗下去并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军在敌后抗战的胜利，和华盛顿的成功是一个道理。”一席话令伯尔无可辩驳，而且使他对陈赓的历史知识非常佩服和惊讶，对陈赓报以敬佩的微笑。然后，陈赓把缴获的日军指挥刀等战利品送给伯尔、沈国甫等人，用实证驳斥了伯尔“不战”的谬论。

　　会上，沈国甫还指责八路军进攻侯马地区，造成国民党三十四军被歼五千余人。

　　陈赓庄严指出，是晋绥军第三十四军首先进攻八路军而造成自己的覆灭。

　　沈国甫强词夺理地说：“你们指责我军发动进攻，有何凭据？”

　　陈赓就拿出缴获的往来电文，让晋方、美方代表看。

　　沈国甫看后，断然说道：“这是伪造的。”继而又对伯尔说道：“像共方这样伪造国军密令文件，实在让人不能容忍！共方提供的证据如果会说话的话，肯定就会揭穿共方拙劣的行径。”

　　伯尔对陈赓说道：“沈上校提出的问题很有道理，共方应拿出真实可靠的证据，而不是一张纸。”

　　陈赓沉默好长了一会儿，很为难地问道：“你们真要我拿出证据？”

　　沈国甫、伯尔不约而同地点头。

　　面对国民党代表咄咄逼人的气势，陈赓说：“既然你想要会说话的物证，那就请你们的俘虏来讲吧。”

　　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有阎军各级军官和士兵，他们通报了各自的姓名、职务和单位后承认，他们是在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去抢夺战略要地时被共军俘虏的。其中还有一人指着沈国甫说，抗战时你叫我们打八路军，现在你们和共产党谈判，却又叫我们进攻侯马，希望你们不要做祸国殃民、口是心非的事。沈国甫不料有这么一招，顿时失态，大骂俘虏们是“叛徒”、“败类”，说他们投降共军是“不知羞耻，不如鸡狗”。

　　俘虏们走后，沈国甫抗议说陈赓让俘虏上场，有损国军代表的人格，他本人受到极大侮辱。并威胁要是以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就立即退出会谈，谈判破裂的后果由共方承担。中共代表张春山马上反驳道：“俘虏不到会，你们要我们拿出会说话的证据。现在他们来了，你却说我们侮辱你的人格。这完全是咎由自取！”

　　伯尔在事实面前也不好说什么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军调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一行来到太原，同行者还有北平军调执行部共方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方代表郑介民、美方代表饶伯森，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还有三方代表一批随员及中外记者。

　　三月四日上午，阎锡山到复兴饭店回拜三方代表，并将一把古日本战刀奉赠马歇尔，并与马歇尔在复兴饭店门前合影留念。

　　随之，阎锡山与马歇尔同乘一辆车，送马歇尔去机场。

　　途中，马歇尔问阎：“我一定调处了你们国共的冲突，因为我主张的你们对共产党的妥协，比苏俄对他们还好，他们一定能接受我的调处。阎将军你以为怎样？”

　　阎锡山说道：“你这是一个交易性质的话，比方共产党亦是一个交易的目标，你的货要贱卖，这一个交易一定能成功。如果他是一个要整个工厂的目标，你的货怎样贱卖，他也是不要，他是要拿到工厂自己制作货品，那你的贱卖物品的交易办法，恐难成功。”

　　听完阎的话后，马歇尔又说：“你是中国的一个老将军，尤其华北你更了解，你判断共产党是要工厂，还是要买货？”

　　阎锡山答：“我不敢肯定地说，但他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还要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假定他这个目标不转变，恐怕他是要工厂。”

　　马歇尔接着又问：“那么，你认为共产党不是同你们真正妥协吗？”

　　阎锡山说道：“我不敢肯定地说，但我问将军一句话，你们华盛顿总统领导美国独立时，假定那时候，英国皇帝许华盛顿一个殖民地的都督，华盛顿能不能接受？”

　　马歇尔对此没有答复，但他很正颜厉色地说道：“美国对中国的努力，就是看我调处的结果如何，如果调处不了，我回国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将随我而撤退，那时候你们的东三省很难保持。”

　　阎锡山说道：“岂止东三省我们不好保持，我看华北也很难保持。”

　　马歇尔听了这话，说道：“将军此话与重庆似乎有些不同，能说明原因吗？”

　　阎锡山答道：“军队整编，极大地削弱了地方军队。只有山西人能保山西，只有华北人能保华北，中央军靠不住，也不敢靠。”

　　就在下车前，马歇尔对阎锡山说了一句：“听说，还有日军滞留在山西？”

　　阎锡山断然答道：“绝无此事！”

　　三月初，阎锡山派出二万余人沿白晋铁路一线向解放区进攻。阎军将领赵承绶让日本军官元泉馨（改名元全福）在前线指挥，进攻八路军。战斗中，八路军缴获了他们联合签发的作战命令，当即对他们破坏和平的卑劣行径进行揭露。阎锡山的喉舌报纸却大肆造谣说：共军集结大军约两万余人，由东西两山夹击来远、盘陀间之国军守兵。

　　三月中旬，中央派陈赓前往太原中心执行小组，接替许光达担任该小组的中共代表。

　　来到太原之后，陈赓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揭露这些罪行，阎锡山却矢口否认。为了澄清事实，陈赓多次建议，应亲临现场调查。

　　三月二十三日，太原中心小组成员乘火车到达祁县境内的来远，当晚在火车站的铁甲车上休息。阎军为阻挠实地勘察，连夜在山坡阵地附近埋设地雷；阎锡山的《复兴日报》也捏造新闻称：“增援之共军内，有武装之日人三百余参加作战。”

　　第二天一早，执行小组来到仍在交战的来远西南的南山头，只见阎军正向南山头八路军阵地进攻。陈赓见状，勇敢地手摇着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小旗，赶往阵地制止。走在他身旁的作战科长王亭兰怕陈赓有危险，就抢步走在前面。谁知刚走出不到一百米，踩上地雷，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王亭兰和另外两人倒在血泊中。

　　陈赓见状，一面让战士将王亭兰抬下去急救，一面不顾安危，继续向前。陈赓边向前跑边对着进攻的阎军大喊“停止射击！”但阎军丝毫不理会，反而向山上强攻。后面的阎军炮兵也趁机不停地向撤退的八路军轰击。目睹此状，陈赓只身跑到阎军的炮兵阵地，看见一个穿着阎军军服的日本兵正在开炮，便从挎包取出照相机对准他，“咔嚓咔嚓”按了几下。日本兵见状，急忙停止了开炮。

　　事后，陈赓向大家透露：那是个坏相机，原准备带来太原修理的，勘察现场时故意背在身上，里面连胶卷也没有，但却把那个日本兵吓住了。

　　当陈赓说完勘察所见，指出阎军联合日伪军公然违反停战协定时，阎军代表赵承绶矢口否认。

　　这时，陈赓将八路军在东沁线缴获的阎军骑一师师长韩春生给部下的电文展示出来：

　　三人小组明天即来前方视察，日军枪械须临时接收，放在我们的房院内，至晚上如日人要求发枪，或小组离开，即仍发还日人持用，...以不使小组看见日本人手里有枪才行。二月十九日。

　　赵承绶狡辩道：“你们这是伪造！我部绝无留用日军之先例！”

　　陈赓朝门外喊了一声：“带证人。”

　　那个被照相的日本人被推了进来。此时，他身穿晋绥军军装，在美方代表的质问之下，他不得不承认是为晋绥军作战。

　　执行小组回到太原之后，太原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这次战地调查，承认了阎军利用日本人打八路军的行为。

　　对此，阎锡山依然死不悔改。

　　和谈不足恃，军事不放松，这是阎锡山总的策略。

　　作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主席，此时阎锡山的势力仅限于山西一隅了。为了保住这一方土地，阎锡山用尽了手段。

　　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将十八岁至四十八岁的壮丁每三人编为一组，一人为常备兵入伍当兵，二人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打粮食供给常备兵家属。仅在晋中就抓丁七万余人，为阎充当;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阎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又将“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死于这两个特务组织的屠刀之下。

　　除了利用日军留下的工事外，阎锡山还在日军的指导下，兴建了大量的碉堡。

　　此外，阎锡山的另一个手段就是让日军为他驻守要地、碉堡。以一当十的一万多日军，就成为晋军最强大的力量。

　　阎锡山深知以晋军力量根本没有办法与中共军队对抗，于是主动邀请中央军入晋帮忙。

　　此时，最靠近山西的是胡宗南的中央军。

　　西安绥署胡宗南部辖十一个军三十四个旅，二十余万人，号称“西北王”，日军投降之后，就出陕接收河南地盘。

　　阎锡山联合胡宗南部夹击我在晋部队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案中。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电示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同蒲路、正太路）四城（大同、太原、石门、保定）。

　　七月二日，毛泽东再次致电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要求他们在进行平汉战役准备过程中，尽最大努力隐蔽自己的企图，以免过早惊动国民党军。

　　此时，由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出豫东，配合山东野战军作战，无法配合自己作战，聂荣臻深感不宜贸然发动平汉战役，主张联合晋绥军区，先在晋北打出局面，遂于七月四日请示军委：“无晋冀鲁豫的配合，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困难的。建议用半月的时间，得到晋绥配合打下大同。”

　　此时，聂荣臻希望推迟平汉战役，先打大同，考虑的是平汉路、平津两线驻有国民党中央军二十一个师、五个总队，而山西太原以北地区只有阎锡山部七个师，相比之下显然要弱得多。

　　七月五日，毛泽东答复聂荣臻：“同意你们攻大同计划。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组织平汉战役的念头。次日，他又专电聂荣臻，再度强调打平汉战役的重大意义，要求抓紧准备，仍希望先打平汉战役。

　　此时，贺龙率领的晋北野战军、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已经在同蒲路北、南两端同时与阎锡山的晋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开火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向侵华日军展开全面反攻后，中共中央军委为统一战略区的作战和行动，并实行人民军队由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军、正规战的战略转变，决定将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从陕甘宁联防军建制中划出，重新成立晋绥军区机关，吕正操任司令员。吕正操出关之后，由贺龙接任司令员。

　　该军区组成后，即与晋察冀军区部队一道发起平绥路战役，收复了丰镇、集宁、卓资山、陶林、和林、凉城、清水河、托克托、萨拉齐、武川、百灵庙、四子王镇、兴和等十三座县城。

　　晋绥解放区，东抵同蒲路北段，与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相接，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南至汾河，与太岳解放区接壤，北越平绥路，至山西北部和绥远东南部。

　　由于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正好位于沟通关内与关外解放区联系的战略要冲之上，因此，在国共两党进行较量的大棋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军投降后，阎锡山派楚溪春率骑四师三千人进占大同，与日军一千多人及伪警察队、矿警队混合扩编为省防第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