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战区广大将士听说延安被敌占领，不由也会问，毛主席在哪？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早在三月十二日晚已经由延安转往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办公。另外两位：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延安坚持到几乎最后一天。

　　三月十八日夜晚，毛泽东一行离开延安，为避免暴露目标和遭到敌机袭击，车队昼伏夜行，经延川、清涧之后赶往瓦窑堡与其他几位先期撤退的中央领导会合。

　　由于胡宗南指挥部判断出中央机关的撤退方向和大致位置，派出多批多架次飞机不间断地进行空中搜索和轰炸。胡宗南亲自下令，一旦发现目标，无论是汽车、队伍还是房屋村庄，立即进行摧毁性打击。

　　车队不幸被敌机发现了。

　　在一处地名叫作刘家渠的小村庄，驾驶员和警卫员细心地为车队一一盖上高粱秸和草捆，远远看去好像一些陈旧的草垛，如果不是走到跟前细心检查，谁也发现不了草垛下面隐藏的秘密。战士们凭借过去的经验做好伪装，他们自以为小心谨慎万无一失，敌人飞机在天上，敌人飞行员再狡猾，就算他们的眼睛像老鹰一样尖锐，但是老鹰能看穿地上的草垛吗？

　　但是一个小小疏忽还是暴露了目标。

　　当太阳从东方山头上冉冉升起来，把早春温暖而明亮的光芒铺洒在沟壑纵横的山沟深处时，小山村就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童话世界。由于隐蔽汽车的位置恰好背对东方，太阳的光线不偏不倚地穿过草垛缝隙投射在汽车后视镜上。由于仰角的关系，地面上的人们很难发现玻璃的太阳反光，但是在空中就不一样了，这种来自地面的异样反光就等于目标信号，老远就引起了敌机的注意。国民党飞行员都是参加过对日抗战的空中老手，他们目光敏锐经验丰富，善于通过蛛丝马迹来分辨伪装目标。于是两架敌机立即俯冲下来，对地面可疑目标包括村庄、行人、草垛和窑洞发动猛烈攻击，机枪反复扫射，直到把子弹打光为止。

　　车队遭遇厄运，多辆汽车被击毁，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亦有多处被子弹击中。

　　值得庆幸的是，发现目标的敌人战斗机并未携带重磅炸弹，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毛泽东正在窑洞休息，敌机子弹射中了门框，把老乡的一口水缸打碎了。毛泽东被枪声惊醒，他看见窑洞里进了大水，自己的两只布鞋像小船一样在水面漂浮。正在纳闷，周恩来从外面闯进来，二话不说拉起他就奔到外面的安全地带躲起来。等到敌机飞走，周恩来命令马上转移，将队伍疏散到山沟里隐蔽。这个措施十分及时得当，当第二批携带炸弹的敌机飞临时，村子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毛泽东得知汽车被击中后只说了一句话：“就算给汽车挂朵花吧。”毛泽东抬头望望天，说道：“看来，汽车不能坐了，还是钻山沟吧。”

　　刘家渠遭袭之后，中央机关的队伍就舍弃汽车，离开公路上了山。毛泽东骑在一匹大青马上，这是彭德怀总司令亲自派人送来的一匹有蒙古血统的杂交母马，性情十分温驯听话。

　　二十日黎明来到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以南、延榆公路以西的徐家沟。之后，周恩来未及休息即乘车前往王家坪与朱、刘、任等会合，而毛泽东则在徐家沟住了一夜。由于徐家沟村距离公路较近，沟道较敞，架设电台易被敌机所侦知，所以二十一日毛泽东又移至公路东侧十余里之高家崄。至二十五日夜，毛泽东方才出发至王家坪附近与书记处其他成员会合。

　　至三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兵团对于国民党军占据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尚未判明，因此决定各部从三月二十二日起各就现地休息七天，准备四天干粮。

　　虽然国民党军有侦察机，然而陕北野战军不可能聚在一起给你拍集体照。且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黄沙满地，稍微一猫腰，身上撒点土，就能逃过侦察机侦查。

　　胡宗南判断，共军只能往北、往西跑。

　　三月二十一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五个旅的兵力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安塞东北地区。

　　胡宗南部跑到人家共产党人经营了十年的陕北，莫说陕北百姓，就是连陕北的羊都跟共产党人有感情，见到了都要“咩咩”多叫两声。所以，胡宗南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消息立刻就传到彭德怀耳中。

　　彭德怀判断：胡宗南虽然足够自信，但是他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呢？

　　彭德怀判断精确无遗。

　　果真，胡宗南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担任其主要进攻部队的右翼掩护。

　　以西北野战军这点人马打胡宗南主力是困难些，但打侧翼，则完全不在话下。以彭德怀的指挥性格，没有粟裕或林彪那么多精算，就一个字：打！

　　西北野战军遂以第二纵队、第一纵队的第三五八旅、教导旅及新编第四旅共五个旅的兵力，以整编第二十七师的第三十一旅为歼击目标，在青化砭周围地区，利用公路两侧的山地隐蔽设下了袋形伏击阵地。

　　西野拿出了几乎所有家底打第一战，国共军力对比五比一。

　　三月二十五日，第三十一旅主力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当进入青化砭伏击圈时，西北野战军主力立即展开拦头、断尾和两翼攻击。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钟的战斗，敌军伤亡四百人，我军伤亡二百六十五人，其中牺牲二十二人，陷于包围中的敌军显然没有困兽犹斗，包括旅长李纪云和团长在内共二千五百九十三人很快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此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及时地补充了西北野战军。

　　不久之后，旅长李纪云逃回去了，向正在刷墙的胡长官报告了遇袭经过。

　　胡宗南半信半疑地看着李纪云，说道：“我这里不能留你了，你得到南京去，接受调查，把事情好好说清楚。”

　　李纪云，这位勇敢的地下共产党员，最后去了台湾，其家人留在了大陆。

　　青化砭的战斗胜利，延缓了敌进攻，使得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在王家坪住了四天。

　　此时，五大书记各自的分工是：毛泽东是总负责人，兼军委主席，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分管党务，周恩来主管行政、对外工作、军队（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等，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任弼时分管中央机关。

　　刘家渠的危险经历，让周恩来深刻意识到，一旦党中央或者毛主席发生不测，将给正在进行中的全国解放事业带来巨大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周恩来酝酿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那就是将党中央一分为二，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撤退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去，由他率领部分同志在陕北坚持斗争。

　　为了获得其他书记支持，周恩来先征求了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三人意见，并获得了三人支持。

　　当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提出此意见时，毛泽东发了大火：“我绝不离开陕北。党中央也不能离开陕北。我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离开陕北，毛泽东说过的话怎么能失信呢？ ”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道：“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万一有个闪失，将造成我党无法挽回的损失，影响全国解放事业。”

　　毛泽东说道：“恩来，党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我毛泽东不能离开陕北，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蒋介石进攻延安目的就是：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延安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剿匪’，名正言顺地当他的大总统。然而，蒋介石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陕北我边区政权在，红色政权就在。哪怕边区政权一个个丢掉，我党中央在，红色政权依然在。陕北就是一面旗帜，我毛泽东就是扛旗手，我怎么能够拖旗而逃？”

　　周恩来见无法说服，只好说道：“这个问题，还是拿到会上讨论决定吧。”

　　与周恩来争吵之后，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毛泽东判断没有错，蒋介石利用袭占延安大做文章，铺天盖地的宣传，不仅让全国人民，甚至让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完了，毛泽东跑了！

　　在国际上，不用说反共的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庆祝之声，预言中共失败已不可改变。美联社语，“应当加强提防毛朱进行第二次长途流窜。”英国通讯社语，“彻底消除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亚洲筑起反俄共的前线屏障。”就连共产党国家也对中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悲观失望，斯大林得知延安无线电中断的消息后给驻华使馆发来秘密电报，指示他们密切注视局势发展，想办法打听中共领导人下落并报告莫斯科。此前斯大林曾经多次告诫来访的中共代表，并请他们转告中国的同志们，应当接受和谈条件，不能与国民党政府开战，否则你们将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回斯大林相信，一再拒绝接受莫斯科劝告和自行其是的中共领导人彻底完蛋了，他们的固执和狭隘断送了中国革命。

　　三月二十八日晨，情报传来，最近一股敌人距离王家坪只有十几里路，枪炮之声清晰可闻，中央机关必须马上转移。

　　毛泽东临时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并通过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不变，但是出于斗争形势需要，部分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将离开陕北去到较为安全的晋绥解放区。第二个决定就是立即委派周恩来赶往晋西北布置工作。

　　会议没有谁留谁去作出决定。

　　会议结束当日中午，周恩来立即启程前往晋西北，他总共带了两名警卫员，一行三骑，没有多余随行人员。临行前他同毛泽东单独告别。

　　这种情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前有过一次，那时周恩来冒雨前来劝说决意留在苏区的重病中的毛泽东随大部队转移。

　　毛泽东很少送别战友，但这次例外，毛泽东亲自送周恩来出村口，目送他们上马远去。

　　当天下午，中央机关离开停留了四天的王家坪，向清涧县以北山区继续转移，于次日晨抵达清涧县石咀驿附近一处地名叫作枣林子沟的小村庄宿营。

　　三月二十九日晚，中共中央在枣林子沟农民吴进增的窑洞里召开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后召开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会议，我们已经决定了将中央一分为二，但没有决定谁去谁留，我的意见是，少奇、恩来、朱老总离去，我和弼时留下。理由是，少奇负责的土地改革，现在各解放区土改进入关键时期，问题很多，需要少奇一一解决，不能滞留陕北。至于恩来，他是我们五人中，任务最多一个，也不能留下。朱老总就不必说了，年逾六十，也不能在黄土高原跟着跑了。”

　　朱德立即打断道：“老伙计，我行！”

　　毛泽东听了这句“老伙计”之后，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各战场千变万化，需要朱老总坐镇指挥。”

　　朱德说道：“正是因为是关键时刻，更需要你决断。”

　　毛泽东说道：“目前我们的战略布局已经展开了，各战略区领导班子也基本稳定了，只要各战略区积极主动，基本不会出大的问题。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再者，说句不客气的话，有我毛泽东在陕北，哪怕是在山沟沟里，我们的红旗就插在高高的山岗上。我们的旗帜不能倒，我们的精神更不能倒。”

　　朱德说道：“可这太危险了！”

　　毛泽东说道：“陕北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不需要担心。我们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我相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刘少奇一直沉默着，见主席意志坚决，就说道：“恩来不在，我们四人不好表决。恩来临走前有交代，如果主席非要留下来，恩来要求也留下来，如果这样，他同意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考虑了一下，说道：“那就这样决定吧，我、恩来、弼时留下来，少奇、老总走。”

　　虽然，毛泽东相信西北野战军，也相信陕北人民，但在强敌环伺下，不能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决意将中央一分为二，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为副书记，董必武、彭真、康生、陈伯达为常委，伍云甫为秘书长，中央工委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而中央书记处的三位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依然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

　　毛泽东、朱德终于要握手告别了，无论是留下来的人，还是横渡黄河要远行的人，谁都不轻松。

　　毛泽东留在陕北，说是为了牵制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使其不能投到全国其他战场去。

　　此外，在这胜负难分之刻，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明白，革命大旗不能倒。只要他在陕北一天，延安革命圣地的光辉就将继续照耀全中国，继续鼓舞着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照耀着他们去顽强战斗！

　　这就是毛泽东坚决留在陕北的根本原因。

　　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毛泽东亲自过问精简机构，将中央军委机关编为四个大队，包括电台、情报、作战、机要、联络、文秘、后勤、警卫等工作人员仅有两百来人。另外配备警卫部队四个连，一共不到八百人，成立了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部，对外代号“昆仑纵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

　　为了保密，周恩来建议给每个人起个代号，任弼时叫史林，陆定一叫郑位，周恩来叫胡必成，毛泽东叫李得胜。

　　此后，中共中央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这是一个紧贴半山坡，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吃了青化砭大亏之后，胡宗南八万多部队在延安东北部排成紧密队形，行则同行，宿则同宿，在黄土高原中滚来滚去，艰苦地搜寻着毛泽东的下落，胡宗南将之形容为“小米碾子式的战法”。

　　彭德怀几次想象切花糕一样切掉其一部，始终因为其队形太过密集，无法下手。

　　黄土高原样样贫瘠，但风沙却很富裕。

　　吃够了风沙之苦后，兵疲粮罄，胡宗南遂改以整编第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四月五日南返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

　　四月六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二旅途经永坪时遭到西北野战部队的攻击，损失六百余人。后发现西北野战部队主力位于蟠龙西北地区，即以八个旅的兵力，于十二日由蟠龙、青化砭地区向西北方向进攻，并以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七十二团接第一三五旅防务，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大路南下策应，企图围歼西北野战部队于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

　　十一日，中央军委获悉敌第一三五旅南下的动向，当即电示彭德怀、习仲勋，以伏击手段歼灭其于运动中。西北野战军决定：以第一纵队（附警备第七团）集结于蟠龙西北牡丹川、云山寺一线，担任阻击任务；以第二纵队、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共四个旅设伏于瓦窑堡以南，歼灭敌第一三五旅于羊马河地区。

　　十二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董钊率五个旅、整编第二十九军刘戡率四个旅，向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前进。

　　十三日，佯装西北野战军主力的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在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里的命令下，采取运动防御，积极顽强抗击敌人，终以少量兵力将敌整编第一军五个旅阻于李家岔、上白家坪、宋家沟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四个旅向蟠龙西北推进，亦于宋家沟、新庄沟以西高地遇到新编第四旅一部之顽强抵抗。这使敌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位于蟠龙至子长大道以西地区，遂急令一三五旅迅速南撤向其右翼靠拢；又令左翼整编第一军五个旅向三皇峁、孙家湾、龙安镇一线迂回，企图完成对西北野战军之包围。

　　十四日八时，敌第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蟠龙至子长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十时左右，首先与西北野战军担任诱敌任务之小分队接火，且战且进。当一三五旅全部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时，埋伏在岭湾、黑山寺地区的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及埋伏在李家川、安家嘴一线的新编第四旅，迅速缩小包围圈，形成了四个旅围歼一个旅的绝对优势。敌第一三五旅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急电胡宗南派援兵解围。此时，董钊、刘戡所率主力虽与一三五旅仅数里之隔，但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和警备第七团的抗击下，寸步难行，救援不及。经六小时激战，西北野战军将第一三五旅全部歼灭于前后李家滴哨和羊马河地区。

　　此战，全歼第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俘代旅长麦宗禹。

　　麦宗禹，广东中山人，黄埔四期。数年之后，麦宗禹在回忆羊马河之战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西山最后的阵地也被攻占，我被迫退入沟内。没想到这里正集合着大部解放军。在沟内我遇到一个战士，我随这战士到他的部队，就这样被俘了。在路边没停多久，就见到王震司令员、王恩茂副政委，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随即他们率部队向东行进，我也跟着同行。傍晚，到达一个小村庄的一间民房内，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当晚我被安排在一个土炕上与王司令员、王政委睡在一起，刚刚打完仗的王司令员很快就发出了鼾声。而我却彻夜难以入睡。当时我在想：在前数小时，双方以步、炮兵战斗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真令人非常敬佩。这戏剧性的故事，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事实，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麦宗禹毅然决然加入西北野战军，一九四八年后任第一野战军战俘处教员，西北步兵学校教员，陕西省政协委员，西安市政协常委。一九五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新中国建设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