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给蒋介石提交了一份辞职信。

　　熊式辉就任东北军政长官，表面虽风光，可是事前既无所准备、仓促就职，于事必须从头探求，于人必须重新识别，环境有类夜半深池，心情真如盲人瞎马。在党内权力争夺中，东北九省二市的主席、市长，包括各省市的厅、局长，大部分是照顾各派关系而选定的，由蒋介石亲自任命。

　　蒋介石利用外交接受、武力接受双管齐下，终于占有了辽、吉大部分大中城市，又用委任状方式占有了东北大部分小城市。

　　东北行政权就这样被哄抢、瓜分，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如此一来，熊式辉实际上处于像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一样的地位，被束之高阁，毫无权力，只能管管印章。

　　到一九四六年六月，熊式辉就致电蒋介石，提出：“行营机构，根本可以裁去，...自愧不才无能匡济，若更尸位，徒以自误误国，故决履函敷陈利弊，呈报裁撤行营并准辞本兼各职。”

　　结果是，熊式辉履请辞职，不蒙允许。

　　到一九四六年年终，熊式辉旧事重提，坚决要求辞去行辕主任一职。

　　熊式辉为何要坚辞？

　　原因只有一个，东北国民党行政官员已经腐败透底了。

　　伪满经营十余年，在东北，没有一人不是伪奸，没有一财一物不可以不被接收。如此也就罢了，甚至连关东军被苏联人拉去劳动改造之后，其留下的日侨，为了生存下去，这些日本女人，已婚的未婚的，经过一番打扮——一律打扮成少妇，不得不自动上门贿赂国民党官员。这些官员美其名曰“抗日”——床上抗日。

　　与国民党当局单纯军事占领东北不同，共产党方面将东北视作战略大后方来经营。

　　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认为，“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在毛泽东看来，东北就如汉之关中，占有东北就等于占有后方基地，因此，在派近十万作战部队进入东北的同时，还另派了两万多干部进入东北，其中有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人，含四名政治局委员——张闻天、陈云、高岗、彭真。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由刘少奇提议，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

　　自遵义会议始，至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三年多来，张闻天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负责”。

　　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从延安千里迢迢赶到哈尔滨后，不顾旅途疲劳，立即和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研究工作，他指着墙上的北满地图说：“你看佳木斯这个地方，多像一个沙发，椅背靠着苏联，一边是朝鲜，是极好的战略后方。”

　　陈云说：“你就去那里，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

　　十一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张闻天到佳木斯任合江省委书记，主管合江省的全面工作。

　　佳木斯是合江省的省会城市。

　　此时，哈尔滨与佳木斯的火车还没通，得从牡丹江绕道去佳木斯。

　　张闻天一行人，于十二月八日到达牡丹江市。牡丹江与佳木斯的火车也没开通，经与苏军驻牡部队联系，苏军同意派两辆汽车和一个排的兵力，乘汽车护送张闻天一行人去佳木斯。

　　深冬，天寒地冻，大雪覆盖。从牡丹江到佳木斯的公路，道路崎岖，坑坑洼洼十分难走。汽车行走缓慢。

　　十四日，张闻天一行人在林口县境内，遭到土匪袭击，护送的苏军与土匪激战，打退了土匪。经了解，袭击张闻天等人的土匪，是叛变的林口县我方临时收编的部队。林口县的形势，十分严峻，通往佳木斯的公路，被叛匪控制，根本无法通过，当晚随苏军返回牡丹江。

　　此后，张闻天化名为张平化，与妻子刘英等人，前去离牡丹江只有二十多公里的宁安开展地方工作。

　　宁安，古称宁古塔，是满清罪犯流放的苦寒之地。

　　东北光复后，随苏军进入东北的原东北抗联人员乔树贵、张维国、陶雨峰，与接上关系的地下共产党员胡成良、苏北虹、彦志、孙绍堂、邓吉生等人，以及从延安先期到达的张静之、谭文邦等人基本上控制了宁安局势。他们在宁安建立了临时政权民主大同盟，还组建了人民武装队伍——宁安人民自卫队。

　　国民党的先遣人员也于九月二十日在宁安成立了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十月十日又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不久又组织了三青团、兰星社。伪警、土匪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和改编，公开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横行乡里，争夺政权。

　　来到宁安之后，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张闻天首先以最大的精力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

　　张闻天通过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宁安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再结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和《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宁安县正确的工作方针，紧紧抓住了开辟根据地的根本环节，分配敌伪土地，发动农民群众。

　　经过充分准备，张闻天协助宁安县党组建立了约二百人的反奸清算、分配敌伪土地工作团，他亲任总团长，下设两个分团，其任务是深入农村各地，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无偿分配敌伪占用的土地的运动。

　　正当工作全面开展，向纵深进一步发展时，宁安反动势力开始了反扑。他们勾结郑云峰、马喜山的土匪势力，袭击工作团，绑架工作团员，并杀害了二区工作团副团长杨石农，给工作团进一步开展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张闻天意识到，必须先消灭盘踞在宁安县境内的已投靠国民党的郑云峰、马喜山等匪部，否则，局势无法安定，农民群众也就无法发动起来。因此，在工作团撤回后，县委便积极组织对郑、马匪部的全面进剿。

　　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四日，在仅仅五十多天的时间内，经过二十一次大小战斗，活捉匪首郑云峰，毙伤敌军近千人，俘敌一千二百人，缴获迫击炮六十架，轻重机枪二十七挺，长短枪三千多支，解放了三十二个村屯，基本上消灭了宁安县内的土匪，取得了清剿土匪的完全胜利，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从根本上扭转了敌我力量对比，为全面开展反奸清算、分配土地、建立宁安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到三月底，全县共分配敌伪土地六万七千四百零四垧（公顷），胜利地完成了分配敌伪土地的工作。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宁安县分配敌伪土地的成功经验，结合东北各地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以指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土地分配工作。

　　五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给东北局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张闻天在宁安县提出的分配敌伪土地的做法。

　　张闻天在宁安领导的反奸清算、分配敌伪土地工作，开辟了东北土地改革的先河，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令宁安国民党反动派，甚至宁安我党同志想不到的是，这位戴着眼镜，一身书生气的张平化，竟然就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

　　一九四六年五月，张闻天终于到达佳木斯，就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

　　合江省，东、北邻苏联，西界黑龙江省、嫩江省，南接松江省，地形以三江平原为主体，地势低平。东部主要是湿地，人口聚集在西部。由于乌苏里江与松花江皆在此与黑龙江会合，故命名为合江。下辖佳木斯市及依兰、勃利、抚远、同江、富锦、桦川、汤原、鹤立、萝北、佛山、密山、虎林、饶河、宝清、鸡宁、东安、通河十七县。

　　这里又被称作北大荒。有歌云：

　　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何物空中飞?蚊虫苍蝇，蠛蠓牛虻。何物水边爬?四脚蛇，蛤士蟆，肉蚂蟥。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烂草污泥真乐土，毒虫猛兽美家乡。谁来酣睡似榻前，须见一日之短长。大烟儿泡，谁敢当?天低昂，雪飞扬，风颠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酣战玉龙披甲苦，图南鹏鸟振翼忙。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一年四季冬最长。

　　张闻天到达佳木斯之后，按照中央土改精神及宁安土改经验，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首先，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及合江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提出了我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即：依靠贫雇农，紧紧团结中农，争取富农，争取和中立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恶霸地主。在阶级划分基础上，实现土地分配：一是坚定不移地团结中农，争取中农到贫雇农方面来；二是分清富农与经营地主；三是佃富农、佃中农应一样依照人口数目，分得其所应得的土地；四是改善农村雇工生活；五是地主土地被清算后，一般以每人保留一垧地为原则，并应酌留少数牲畜与房屋，以保证其中农以上之生活水平；六是小地主的土地在三十垧者，其土地一律不动。

　　实际工作中，张闻天要求土改工作组切实地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左”的偏差及“右”的偏差。

　　“左”的偏差指团结中农不够，及对富农与小地主的照顾不够。

　　“右”的偏差，即所谓的“夹生饭”问题，就是土改不彻底。“熟饭”的标准是群众真正翻身，“生饭”则是指恶霸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继续统治着农民，在“生饭”与“熟饭”之间，存在着“夹生饭”。

　　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解决土地问题与生产和支前结合起来。

　　要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须一方面使农民真正从分到的土地上得到实际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使分得的土地永远保留在他们手中，不被恶霸地主抢回去。为达到第一个目的，必须使农民在清算分地运动中，把分得的粮食、罚款等节省下来准备春耕时作为种子及购买牲畜农具等之用，反对大吃大喝，把每分钱都用到生产中去。为达到第二个目的，必须在清算分地运动中，动员农民中的青壮年参加武装部队，参加民兵、地方警卫队、地方独立团、前方主力兵团，参加剿匪及打“中央胡子”，支援解放战争。

　　土地清算运动，很快就蔓延到城市清算，要求到城市打“浮财”。

　　合江省拥有佳木斯、鹤岗、鸡西、双鸭山、南岔等一批中等城市和工矿林区，还有一二百个小城镇，有较为发达的工商业。

　　张闻天经过深入认真调查之后，发现合江省民族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属于封建官僚买办资本，这些自然应收归国有；但对于非官僚非买办的民族工商业，则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因为，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掌握土地资源的地主阶级，不是打倒资本家。在此政策下，城市清算的主要对象是汉奸特务，而不是工商业者，对于曾经同日伪合作的工商业者，如配给店、加工业，在日伪资产被没收时，非汉奸、特务，又非大配给店主之中、小工商业资本家一律保护。对于纯工商业者，不管其过去出身是否地主或富农，则一律保护。从而使民族工商业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破坏。

　　张闻天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合江省的工商业有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和结构的理论认识。为此，张闻天提出：“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

　　张闻天提出的这五种经济成分和结构的理论，被中共中央东北局与党中央充分肯定，其内容被吸收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

　　张闻天在合江省理论性、实验性、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整个东北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样本作用。

　　在东北大地上，匪患由来已久，东北人民对之深恶痛绝而无奈之。这些土匪，或几十人一伙，或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一伙，他们各据一方，为非作歹，称王称霸，对当地百姓及对根据地的建设造成很大祸患和威胁。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在东北实行武装收编土匪政策，利用蒋委员长的委任状，轻易就将一些顽匪改造为保安团，由无证抢劫，变为持证抢劫，与共产党武装对抗。此外，国民党派遣大批接收大员、特务分子打着接收东北的招牌，大肆收罗伪军警宪特以及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授予“挺进军”、“先遣军”、“光复军”等番号，委以司令、军长、师长等头衔，把他们集聚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被蒋介石委任的土匪头目有百十余名。如此一来，匪患更加猖獗，且肆无忌惮。

　　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下，中共中央从实际出发，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

　　然而在两厢，在总共一百五十四个县中，其中有一百多个县被土匪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五十县，并经常处在土匪的威胁下。

　　东北土匪二十万，而北满就号称十万。

　　高岗出生在陕北横山县，一九二六年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追随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革命，搞兵运、建游击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谢子长相继牺牲之后，高岗、习仲勋成为了西北干部中的佼佼者。

　　高岗到达北满后，担任北满军区司令员，立即带领干部和部队开始剿匪工作，并成立剿匪司令部，由贺晋年担任司令员，把新建的部队投入剿匪斗争。

　　此时，土匪控制了北满三分之二的县城，有十三万人之多，而我北满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

　　这些土匪熟悉地理环境，消息灵通，活动诡秘，出没无常，且大多数是马队，行动和逃窜极为快捷，剿匪极为困难。

　　根据土匪的活动规律，我入东北部队发动广大指战员出主意、想新招，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清剿土匪的经验，分别采取小分队进剿与大部队围剿相结合、政治瓦解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收编改造与严厉打击相结合、群众举报与军事侦察相结合、群众民兵捕捉与个人投诚相结合等办法，很快打掉和剿灭了一个个土匪团伙。部队还组织了各种规模的骑兵部队，专门对付土匪的马队，一旦发现，就咬住不放。

　　高岗带领剿匪部队，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整日奔波在林海雪原，并向部队制定了“建军、剿匪与发动群众”三位一体的方针，对凶残的敌伪匪帮采取集中兵力，务必剿灭殆尽，同时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人民自卫队，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增强人民群众对我党我军的信任。

　　四平保卫战后，东北解放区面积大大缩小，除北满外，大部陷入国民党军之手。这时，东北民主联军除留第三、第四纵队于南满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大部转至北满地区休整，各级军区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六月，为了适应东北根据地飞快发展的形势需要，中共中央对东北局领导进行调整，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并组成常委会，高岗兼任秘书长，处理东北局的日常工作。东北局工作机构由二十六个部委组成。中共东北局由此向政权职能上转变，这些职能上的转变为我党取得政权管理经验，对培养大批政府领导干部具有重大意义。解放战争后期及新中国初建时，东北不仅向全国输送战斗部队，还向全国输送了大批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干部。

　　七月三日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在东北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地领导人云集哈尔滨。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中央委员林彪、罗荣桓、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

　　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和东北的形势，总结了前一时期东北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东北局内部争论了很久的敌强我弱、和与战、城市与乡村、作战指导方针等问题上统一了指导思想，并确定了今后的方针。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委托陈云同志起草《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七月五日完成初稿后，林彪一面组织大家讨论，于七日通过决议，并向中央报告。

　　中共中央收到东北局的决议后，毛泽东亲自做了部分修订，并于十一日复电东北局，表示同意。

　　这个决议，即是“七七决议”。

　　《决议》认为东北当前形势是，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处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尚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与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与粉碎蒋军可能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决议》具体规定了东北工作的当前任务：

　　一、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决议》认为，蒋介石虽然由于多方面的牵制和力量不足，宣布了在东北无限期停战，但是蒋介石对东北的要求是我方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和平是必须取得和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和国内各方面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

　　二、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决议》指出，大城市暂时一般地不易确保，如果偏重于大城市，轻视建立根据地，我们将有既无大城市，又无根据地的危险。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必须把创造根据地放在东北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是包括中小城市和次要铁路在内的，但必须认识到，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在翻身斗争中提高农民的觉悟，武装积极的农民，改造村屯政权，建立农村党组织，吸引广大农民参加东北自卫战争和各项工作。《决议》要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三、向全党全军明确，当前斗争和自卫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保卫东北解放区、东北人民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与自由。《决议》指出，反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仍然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保障基本群众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结成广泛的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争取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这是极其重要毫不可轻视的。

　　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决议》要求东北我军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一般地不作阵地战，并要求所有军队人员必须有充分的群众观点，军队必须协同地方武装进行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五、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根据各方面的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并及时总结、交流各地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干部能力。

　　六、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决议》严肃批评了许多干部中存在的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决心、缺乏群众观点，甚至享乐腐化厌战的不良思想，分析了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号召共产党员要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中去，要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作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