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二十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民党军数目比例的事。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

　　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赫尔利结束了驻华大使之职。

　　当初赫尔利作为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来华，罗斯福的扶蒋倾向还不明显，他仍然希望调动中国一切力量结束对日战争。然而史迪威在史蒋斗争中惨败，不久后回国，赫尔利开始致力于国共调停。罗斯福虽然对国民党不满，但他始终都没有放弃国民党，正如斯诺在会见罗斯福后说，罗斯福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权，成为统一、进步的中国的核心。罗斯福对华政策长期以来比较灵活，尤其对中共方面，因为美国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约束中共，因而他自己对扶蒋反共也表现得较为谨慎。毛泽东也认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然而，赫尔利成为驻华大使后，就逐渐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对华盛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赫尔利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我接受的指示是要阻止国民党崩溃，扶持蒋介石的领导，统一中国军队，并尽可能地协助政府实现开明化，创造有利于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条件。”

　　由于赫尔利个人的主观倾向，他在向总统的汇报中存在不实之处，比如他将《五点建议》谈判失败推到中共身上，这对罗斯福的决策起到了一些消极作用。

　　罗斯福总统逝世后，赫尔利公开声言，将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装的政党和军阀”，中国共产党已被列入他的黑名单。

　　与此同时，美军在华人数大量增加。一九四五年一月，在华美军已达三万二千九百五十六人，到日本投降时，又增加到六万三百六十九人。一九四五年初，魏德迈以蒋介石参谋长的名义，同意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三十六个师的兵力。为此，在桂林设立军官参谋训练班，培养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在云南，美军帮助国民党军设立了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大批训练学校，在兰州等地成立训练与供应装备中心等。通过这些活动，到日本投降时，美国共帮助蒋介石训练和装备了二十个美式机械化陆军师，成为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骨干队伍。

　　此外，美国政府还大大加强了陈纳德率领的第十四航空队及其运输能力，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一个月的空运总额已经增加到七万吨。美械师的装备和巨量军事物资的支援未被用于对日反攻，却变为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的军事实力。

　　经济上，美国也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以纳尔逊为首的美国战时生产代表团帮助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生产局”，由翁文灏任局长，美国人杰克逊任顾问。不久，又在“战时生产局”下面设立了一个以生产军需品为主的机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以翁文灏为主任，纳尔逊为副主任。纳尔逊通过调查，拟定了一个中国战后经济发展计划。计划规定，战后中国不能发展重工业，只可发展一些纺织等轻工业，美国给予中国以广泛的“技术援助”。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国又派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雷麦到中国，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商讨财政金融问题。同时，经由纳尔逊介绍，宋子文请美国政府派亨德逊担任国民政府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在交通运输方面，美国政府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帮助国民政府成立了“战时运输管理局”，以交通部长俞鹏飞为局长，美国麦克鲁兼任副局长。此时，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已先后建成，美国对外经济处长克罗莱发表“促进对华供应与租供物资运输方案”，准备在中国建立集中运输制度。美国政府在租借法案下指拨一万五千辆卡车供蒋介石使用，并派遣技术团四百五十余人来中国，帮助蒋介石建立独揽中国运输的制度。五月，美国同意国民政府取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并将四千辆卡车和四千五百万码棉布运往中国。据统计，一九四五年二月至十月，美国仅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卡车就达二万五千七百八十三辆，运输总量达十六万一千九百八十六吨之多。仅七月份，美国运到中国的援蒋物资就达九万一千一百八十三吨。

　　为了帮助国民政府对付中国共产党，美国改变了战时中美在情报领域合作的方向和性质，帮助国民党训练反共特务，收集中共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同中国达成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协定，规定美方同意向军统提供武装和其他电讯、气象、交通、医疗等器材和装备，帮助国民党训练特务。七月一日，该所在重庆市郊的磁器口正式成立。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在中美合作所建立初期，其主要任务是：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和全国气象网，侦译敌方电讯，展开心理作战等。但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发生转变，其主要着眼点变成为抗战结束后培训维持治安的特务。美方为军统训练的特务主要包括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两类，主要课程是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实施有效的镇压手段。特别到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帮助国民党准备内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前夕，中美合作所已在全国二十多个地方举办特务训练班，训练出特务一万余名，并派出八千多名特务到全国各地进行阴谋活动。这些特务在日本投降时，充当了国民政府抢占胜利果实，进行反共活动的急先锋。

　　此外，美国从控制中国的目标出发，还不断地派遣大批人员，以各种名义参加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为国民党最后抢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支配战后中国命运，在各方面做了积极的准备。

　　赫尔利可以狡辩其对华政策只是扶持蒋介石的领导，但其政策所带来的客观效果却是使蒋介石在独裁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虽然美国和苏联一样都不希望中国打内战。罗斯福在世时极力的调解国共，就是为了避免内战。戴维斯说：“大使馆人员沮丧——我和他们一样忧虑——的是赫尔利使自己和美国政府越来越深入地卷入蒋和共产党之间的生死斗争。”赫尔利助长了蒋介石的内战倾向，美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由“友邦”变为“内战凶手”。

　　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为新华社撰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很显然，华盛顿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内战的风险，因此，赫尔利再没回到中国。

　　由于在军队整编数目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国共双方谈判暂时中断。

　　除了拜访朋友外，毛泽东还要去看看敌人。掌握国统区政治、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自然在拜访之列。

　　四大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四大家族，简而言之，“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控制的特务机构，与控制军队的“军统”并称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中统”的作战对象除了中共，还包括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力量。

　　因此，周恩来认为，“在敌人之中，陈立夫这个人是值得重视的。”

　　对于国共两党进行的和平谈判，陈立夫极力反对，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

　　刘备为见诸葛亮有三顾茅庐，那是求贤。毛泽东为见陈立夫，也是三顾陈公馆，这是为了和平。

　　九月七日，毛泽东一行人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可是刚巧陈立夫外出。十八日，毛泽东去拜访陈立夫。陈立夫对这次突然来访不知所措，于是以体弱多病为理由，婉言将之拒之门外。两次都没有拜访成功，毛泽东并没有灰心，遂于二十日第三次拜访了陈立夫。

　　这一次，陈立夫对毛泽东的拜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两人见面以后，先是寒暄了一阵子，之后毛泽东立即转入了正题:“立夫先生，还记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吧？那可是令我终生难忘啊。”

　　陈立夫说:“毛先生，立夫早就有句话想跟你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信仰三民主义，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国情。”

　　毛泽东听罢一笑，说:“我正想就这个问题向你求教呢。中山先生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以我们才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你们后来的三民主义呢，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其结果又是如何呢？这难道是拯救中国吗？”

　　见毛泽东这么尖锐，陈立夫略显尴尬，他连忙说:“毛先生，你这可言重了吧？”

　　毛泽东此时立即收起笑容:“十年内战，你们对共产党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北上长征。但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

　　陈立夫打断毛泽东的话说:“毛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不是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吗？”

　　毛泽东站了起来:“别忘了，正是国民党的积极‘剿共’、‘攘外必先安内’，才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差点导致亡国灭族之祸。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发人深省吗？”

　　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便转换了话题说:“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武力政权。一国之中，怎么能有多种政权存在呢？”

　　毛泽东摇摇头，反驳道:“怎么，立夫先生又要逼我们上山打游击，当山大王？过去我们打游击，那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那叫逼上梁山啊！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个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还想将我们压在五行山下，没办法啊，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跟随毛泽东来的周恩来这时候也接过话来说:“陈先生，上山打游击可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啊。现在抗战胜利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安，国共两党应再一次携手，本着平等、民主、团结的原则，共同建设国家，使民族兴旺、人民富强，而不是谁迫使谁放弃权力，俯首称臣。”

　　毛泽东点着头说:“还是那句老话，和为贵，和为安啊。”

　　陈立夫说道:“和平正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毛泽东说:“既然立夫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那就最好。还希望你能为国共两党的会谈多效点力。”

　　陈立夫说:“那当然，那当然，我一定尽心效力。”

　　毛泽东于是起身告辞，陈立夫礼送出门。

　　毛泽东之所以要见陈立夫，并非想施加影响，而是想见见对手，看看搞党务的陈立夫到底有多少水平。陈立夫也并没有与毛泽东这次对方而改变什么，相反，陈立夫急切地想发动内战。

　　此时，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陈立夫特地去看何，并建议何要求日军，帮国民党军防守两条路：平津路、平汉路，以便国民党军方便开往北方去，因为国民党军队都在西南、西北一带。但何应钦没有采纳，或想采纳，但蒋介石不敢采纳。原因很简单，利用日军打内战，政治风险太高，国际上既得不到美苏支持，而国内产生的政治效果等同于投敌卖国。

　　当然，利用日军打内战，绝不仅是陈立夫一人想法，阎锡山不仅想了，而且还真做了，但阎锡山早就沦为国人皆知的“汉奸”，政治上早已经破产，因此为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从陈立夫装病不敢见毛泽东，再到陈立夫建议使用日军保护平汉、平津铁路，说明作为掌控国民党党务的头号人物，其政治水平不过如此。

　　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蒋介石难以抑制愤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愤地写道：

　　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则已，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构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西昌，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始建于汉。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下榻当地名胜邛海。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花笑山明之地，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但是，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反复考虑“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

　　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中共之罪恶”十一条：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

　　...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所以，他在日记里为提醒自己而特设的“注意”栏下写下了两条：

　　一、哈雷（即赫尔利）保证共毛之安全函电，美国政府之地位及其预想之态度，应加研究。

　　二、俄国之表示如何，亦应切实研究。

　　然而，一股气堵在胸口实在难受，蒋介石必须得泄愤，否则他得憋死。

　　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中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作了武力强迫的准备。十月三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因去北越受降，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

　　龙云问题的解决，大大增进了蒋介石解决中共问题的决心和自信。恰此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十月五日，蒋介石在其日记云：

　　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只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

　　此时，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水温慢慢升高了。

　　毛泽东之所以敢来重庆，基于两个判断：一个是，蒋介石是服硬不服软之人；二是，毛的身后有强大的值得信任的战友。

　　从毛泽东踏上飞机那一刻起，支持毛泽东去重庆的朱德、彭德怀比毛泽东还紧张。

　　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军在山西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这场战役叫“上党战役”。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谁都对这场战役避而不谈。就如“鸿门宴”上，项庄与樊哙舞剑！

　　如果樊哙输了，项庄毫无例外就将剑锋刺向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