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下午五点零三分，有人敲门。谢伟思正要出去吃晚饭，一开门，见门外站着两名男子，深色西服、白衬衣。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其中一人对他说，“你被捕了。”

　　两名特工要搜查谢伟思的住处。谢伟思当即有点懵了，脑子不怎么灵光，以前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就随口说了声“搜吧”。他们问：“文件藏在哪儿？”谢伟思反问：“什么文件？”特工若有所指地说道：“关于中国的。”谢伟思答说：“我写的中国局势的报告，副本都放在国务院的办公桌里。”谢伟思随即被戴上手铐，押上一辆无牌照的汽车。从他寓所搜出的东西——通讯录、私信、一本题为“今日革命中国”的小册子，还有一些中国纸钞，以及一个像是密码本的小本子，也一并被带走。

　　坐上车后，谢伟思一直在发懵，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没有答案。

　　在同一时间，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同时展开的行动一共抓获六名嫌疑人，搜获数百份政府文件。除了谢伟思，被抓的人还有专事亚洲问题研究的《美亚》杂志的两名编辑、一名自由新闻撰稿人、国务院的一名研究员，还有一名海军情报官。联邦调查局一向热衷于搞正面宣传，于是将这次大搜捕行动做成了全国广播新闻，还特意选在华盛顿参议员棒球比赛的招待晚会开始之时公布消息，因为招待会有许多政要出席。

　　他们有一个共同罪名——“共产党间谍”。

　　约翰·S·谢伟思不是共产党人，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国职业外交官，只是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成员之一。

　　一九四四年，赫尔利接替高思任美驻华大使时，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已从“援蒋但不反共”转向表面“中立”，实际上单方面支持蒋介石。

　　然而，在迪克西使团看来，“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向共产党交权的边缘”，“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因为共产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中国的命运肯定不属于蒋介石，而是属于他们”。

　　谢伟思在此后的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在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同时，也给中共以支持。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尽快打败日本，也有利于和中共建立建设性的关系。鉴于蒋介石在战后必然会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结果一定是中共获胜，这样做更有其必要性，这叫作“未雨绸缪”。中共并非苏联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国现实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长的革命势力。如美国处置不当，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苏联。

　　一九四五年二月中旬，在谢伟思为即将回国的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所写的备忘录中，他首次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尔一样，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努力的情况，而不是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是否提供援助。

　　二月二十八日，此时，驻华大使赫尔利已经回国述职。美国驻华使馆几乎全体外交官在临时代办小艾奇逊的主持下，联名向国务院发回了这份被赫尔利称为“反叛”行为的著名电报。该电报中是如此阐述“援共”将会起到的作用:“毫无疑问，这样的政策将会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欢迎(当然，国民党统治阶层除外)，并提高美国的威望。孙科本人就曾对一位负责的美国人说:‘如果美国径直通知蒋而非先征求他的意见，说美国决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击力量，则将会迫使蒋和中共达成妥协。’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要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主要在于国民党自身进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让步。他们还不无道理地宣称:美国的‘不干涉’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在支持中国当前保守的领导人。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基于接受中国现实的政策，则我们可以指望得到中国各派力量在对日作战中的合作、使中共倾向我们而不至于投向俄国人的怀抱。这样做还能够使国民党明白，他们当前明显在制定的内战计划是不可取的，从而导致产生有利于统一的某种和平局面。也许这种统一眼下不会完整，但却会给未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制造和平气氛。”

　　后来，人们在评价谢伟思的这些报告时称赞道:“这些报告和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不一定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可能避免后来发生的打乱了美国同亚洲关系的许多灾难。就算华盛顿的决策者仅仅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

　　中共七大召开在即。谢伟思再度请缨赴延安就地观察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数度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再次明确地表示愿意和美国友好和合作。谢将这些情况及时地一一报告重庆和华盛顿。三月三十日，谢接到要其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中共领导人还以为美国政府在收到他的报告和使馆电报后要进一步听取他的意见。四月一日下午四时，谢应邀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周恩来和朱德已先行到场。谈话彻夜进行。董必武在谈话即将结束时也来了。这是谢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涉及国共、中美、中苏关系等许多重要问题，其深度和广度均超过以往的历次谈话。

　　原来，美国召回谢伟思另有原因。

　　赫尔利在回国述职时，向罗斯福转达了蒋介石捎来的两条信息：一、国民党不论共产党同意与否，将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在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福放心支持国民政府。

　　当然，赫尔利还将重庆与延安进行了形象的对比，就如华盛顿与美国西部一个镇，“他们看起来更有战斗精神，但仅仅是牛仔精神。”

　　此时，美国政府和苏联已就苏联出兵东北，以及战后分享在华利益以保证苏方和蒋介石政府合作达成了默契，病入膏肓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不认为有和中共合作的必要。他在对华政策的辩论中倾向了主张支持蒋的赫尔利。此外，亲蒋的“院外援华集团”和极端反苏、反共的共和党右翼开始联手向民主党政府发难。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谢伟思抵达华盛顿。这一天恰逢罗斯福逝世。

　　此后，谢伟思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贾飞的报人。贾飞是《美亚》杂志主编。谢将自己撰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报告借给贾飞阅读。联邦调查局一直怀疑贾飞为苏联间谍，将其置于长期监控之下。

　　六月六日，谢受此案牵连与包括贾飞在内的另外五人同时被捕。

　　六月七日，《旧金山新闻报》的头条大标题是《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第二天，报纸进一步点名集中攻击谢伟思。头条大标题:《赤色分子制造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分裂》。

　　谢伟思一下子变成了“赤色分子”，而且成了史、蒋矛盾的“罪魁祸首”。

　　谢在狱中挨过漫长的一夜，第二天取保候审。

　　谢虽被判无罪，但在结论中留了条“尾巴”，说他“不够检点和谨慎”，无非是说逮捕他不无道理。

　　谢伟思的案件看似就此结束了。

　　但谢伟思的被捕立即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

　　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的社论，认为这次逮捕“标志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拔掉了眼中钉，赫尔利称心如意，蒋介石也兴高采烈，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

　　七月七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会议。

　　三天后，毛泽东为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就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虚伪性、欺骗性，指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表演可以休了：

　　蒋介石在开幕时说了一通话。蒋介石说：“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里稍稍硬了起来，至三月一日的演说而大硬，说是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还政于民”。在蒋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

　　不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民主同盟两位代表时，对赫尔利的批评已带有明显的义愤色彩，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然而，没有人愿意正视毛泽东这几条破枪。

　　尤其是，拥有原子弹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