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七大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召开至六月十一日。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通过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但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环境，一直没有召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斗争的关键时刻，为了团结全党全国人民，争取光明的前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 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在“七大”正式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了大会，致开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大会讨论过程中，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华北、华中、西北等几个有代表性地区的代表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完成了三个历史性的任务：决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及新党章。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全党有了在思想上工作上取得一致的牢固的理论基础。此外，党章中，重新正式规定了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会委员四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三人。六月十九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此次会议，确定了毛泽东为全党、全军核心领导地位，其思想为全党、全军核心思想，这是本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

　　这个成果不是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到的，而是从一九二七年始。近二十年的革命艰苦历程说明一点，坚持毛泽东路线就对，反对毛泽东路线革命就要走弯路、走错路。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思想的结晶，是总结历次革命经验得出的宝贵经验。因此，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集大成者，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成果。

　　抗战胜利后，中国将走向何方？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做《论联合政府》报告，给出了答案——联合政府。

　　报告认为，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士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报告认为，此时国际形势有利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国内形势亦有利于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报告认为，抗日战争中存在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存在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斗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来说，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

　　报告庄严指出，中国存在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所谓“斯科比事件”，是指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军败走希腊以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撤出驻守在意大利前线的英军部队，由司令官斯科比带领并会同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解散由希腊共产党领导且实际控制着希腊广大地区的全国人民解放军，并指使和协助希腊流亡政府军对其发起野蛮进攻、干涉希腊内政的重大国际政治事件。

　　因此，中国抗战胜利后面临两个前途：

　　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为了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报告第四部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土地问题；工业问题；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同时指出了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中国沦陷区的任务、中国解放区的任务。最后号召：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就在中共召开七大期间，重庆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则从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开至二十一日。

　　会议的正式代表六百人，列席代表一百六十二人，前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委员一百四十九人也出席大会。会议根据蒋介石提名推选居正、于右任等三十六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吴铁城、狄膺为正、副秘书长。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辞，谓本次大会有三项任务：一，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二，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三，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

　　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潘公展的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以及几个省的党务报告。大会通过的主要议案有：关于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军事报告、外交报告的决议案、《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关于民众运动之决议案》、《关于健全党务及党的组织活动等之决议案》、《促进宪政实施各种必要措施案》、《中国国民党党章》、《确立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纲领案》等。

　　大会对关系到中国前途的宪政问题、联合政府问题，指出：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断然拒绝 “联合政府”的建国方案。

　　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决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还政于民。然而，参加“国大”的代表依然还是国民党在抗战前包办选举或圈定的，所要通过的宪法，仍以国民政府公布之五五宪法草案为讨论基础，且国民大会职权问题，以及其他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之各项问题，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慎重研讨后酌定之。

　　对中共问题，大会坚持蒋介石的观点，即：“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潘公展在“特别报告”中称：“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于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

　　五月十七日，大会就中共问题通过了两个决议案：一是对外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共问题的决议案》，指责“中共仍坚持其武装割据之局，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因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此时尚不敢公开反共，遂打出“政治解决”的幌子，指出：“中央自应秉此一贯方针，继续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

　　大会的第三项内容，是通过旨在政治上维持一党专政、经济上发展官僚资本的政纲政策。例如《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劳工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草案》、《确立民生主义之经济建设纲领案》、《本党政纲政策》等。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章》并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大会以代表“起立方式”推选蒋介石为总裁，并将原来总章中国国民党总裁“代行”总理职权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再次加强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国民党六大抛出的一个绣球或诱饵即是“国民大会”，借以实施宪政，还政于民。

　　蒋介石在大会中提出：“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在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改属于政府，担任训练青年之任务；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与各省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正式民意机关；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得依法取得合法地位；本党党部在训政时期所安理有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于本届代表大会休会后，陆续移归政府办理。”

　　国民党内，素有“蒋家天下陈家的党”，取消军队中党部，无疑是加强蒋介石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看上去国民党确实想要“还政于民”，但在没有其它各党派参与的联合政府的前提下，这种还政于民是等于将左手东西放到右手上，甚至便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实现其独裁统治。

　　国民党“还政于民”的承诺确实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诱惑性，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社会各界、各党派纷纷寄予厚望，舆论纷纷支持。

　　是实行宪政、还政于民？还是实行联合政府？

　　国共两党都在极力宣传。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份。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此文，就一个反应：内战。

　　陈布雷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攻势足以颠覆政府，而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只剩靠战争来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