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大宋诀》，精简铺陈支线、收拢叙事脉络，让两宋三百年间的关键变革节点、烽火战事脉络以清晰的线条铺展，避免冗余叙事。

　　全书以浅近文言对话还原宋人的言说语境，跳脱了后世白话演绎带来的距离感，让宋代历史的原生质感从字句间自然流淌出来。

　　它跳出了“唯政治与战争”的传统叙事惯性，在王朝更迭、新政博弈、家国抗敌的主线之外，铺陈了南唐后主与大小周后江南旧梦里的缱绻深情，苏轼与王朝云宦海浮沉里的相知相伴，把冰冷的历史增添了人文温热。

　　它既写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政治家风骨、王安石熙宁变法的探索轨迹、岳飞“还我河山”的铁血忠魂，也以共情的笔墨，留住了李煜词里的故国月明、柳永市井间的浅斟低唱、李清照南北宋交替里的词风起落、陆游至死未消的北定执念、辛弃疾醉里挑灯的剑影寒光、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气节。

　　读宋史，是触摸华夏文化造极之世的繁华与挣扎，在人性幽微中探寻忠义。

　　
正文

　　晚唐诗人李商隐驱车登古原时，发出了如此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是对大唐帝国命运的一次最精准预言。

　　封建时代，读书人几乎只有一条出路：仕途。故而有学而优则仕之说。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制度。两汉采用察举制，魏晋南北朝采用九品中正制，这两种制度相对来说，贵族大包大揽的情况太严重。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度，是相对公平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到了唐朝，科举制度更加完善，主要有三类：秀才科、进士科、明经科。唐承隋制，在唐初也实行秀才科，主考内容主要是国家大政方针，后由于考试较难，报考人数越来越少，在唐高宗时期停废。

　　进士科是取士重点科目，考试内容主要有三：

　　其一：考帖经。即如现在的填空题，最初考试范围仅限于《老子》一书，许是因为老子也姓李。后来，许是为了提高考试难度、广度，又加试极难的《尔雅》。贴经属于死记硬背，后随着诗文的不断发展，贴经可以选作诗文，叫作以诗赎帖。

　　其二：考策问。主要考对国家政策的理解，时事问题的对策，体现其政治能力。

　　以上考试，策问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

　　唐高宗后进士科又加试考杂文，即写诗或赋。

　　明经科：内容考儒家经义，同样分三场考试。首先是帖经，也是填空题，填空内容为儒家四书五经。经过首场考试成功后才能进行下一场。第二场考抽背，背诵内容也是出自儒家经义。第三场考时务策。在明经科考试还要考察对史书的了解，比如《史记》、《汉书》等。三场都合格后，便是明经科及第。

　　由于明经科考试基本都是死记硬背，所以，明经科及第的在官场很不受待见，久而久之，就不如进士及第了。

　　以上现场考试，称为考卷。除了考卷外，还有自荐形式的行卷。

　　少年白居易初入京城长安，特地拿着他写的诗前去拜谒大文学家顾况。起初，顾况还拿白居易的名字打趣道：“长安米贵，白居不易！”但是，当白居易呈上自己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顾况的态度马上变了，越读越佩服，不禁改口说道：“道得个语，居亦易矣！”

　　这在今天看来像是走后门的形式，却增加了人才甄选的途径，有利于引荐人才。

　　唐朝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共开科取士二百六十八次，所招录的进士仅七千四百四十八人，即平均每次科举取进士二十八人。

　　正因为难，会试得中又被称为登龙门。

　　上文说了，封建时代，读书人几乎只有一条出路，仕途。另一条路，那便是穷困潦倒。既不能从仕，又不想穷死，有人就想着造反！

　　在山东曹州冤句，有一位盐贩子，也学人家卖弄诗文，为菊花连句。盐贩子搜刮肚皮，找不到好的诗句，他的儿子随口说道：“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赫黄衣。”盐贩子责怪儿子，身旁一位老翁说：“他能诗，但不知道轻重，可以命令他再写一篇。”盐贩子儿子当即又口吟一首：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盐贩子听了，当即拿起挑盐的竹扁担，打儿子的屁股，并对上天谢罪：“小儿年幼不懂事，亵渎神灵，还请上天宽恕！”

　　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往往忽略了大言不惭之人内心深处潜藏的巨大能量。

　　这位敢自称为青帝之人，当时方才五岁，他就是黄巢。

　　黄巢出身盐商家庭，善于骑射，喜任侠，粗通笔墨，少有诗才。

　　两汉、魏晋以来，门阀世家官官相荐，几乎垄断了官员的选拔；到隋唐，科举考试虽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但门阀士族依旧凭借其优势政治地位，对考试结果施以巨大影响。

　　唐僖宗乾符二年的科举考试中，主考官崔沆就因为其中有一位考生崔瀣，与他同姓，且名字契合（沆瀣，指夜间的露水），因而录取了崔瀣，引起京城轰动，因而产生了一个特殊成语——沆瀣一气。

　　这年科举，黄巢再次落榜，失望之余，在京城客舍墙壁上提了一首落第菊花诗：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