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谏言者,李云算是勇敢者。可是勇敢者并不一定是猛人,所谓的猛人,即勇敢,且得让别人畏惧、胆怯。
这时朝廷出现了一位猛人,这个人叫李膺。单看名字,就充满了杀气——膺惩。
李膺被任命为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旧号卧虎,是监督京师和周边地方的监察官,是皇帝的钦命使者,持节、领兵可以奏弹、审讯和逮捕一切官僚和贵族,朝会时同尚书令、御史中丞一起都有专席,有“三独坐”之称。
李膺就任司隶校尉后,人如其名——膺惩一切不法分子。
刘志所宠信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县县令。仗着他哥哥的权势,贪暴残忍,无恶不作,乃至于杀孕妇取乐。被人告发,张朔畏罪潜逃至京师张让家,藏于合柱中。李膺闻讯亲自带人径入张宅,破柱捕张朔,经审讯录供后,立即处死。
张让诉冤于帝。刘志质问李膺为什么不先奏而后斩?李膺回答说:
“《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意也。”
过去孔子做鲁国司寇,上任七日就诛少正卯。李膺到任已十日,方杀张朔,以为会因除害不速而有过,不料会因及时处决张朔而获罪。因此请求皇帝让他多活五日,待除掉那些祸首,再赴鼎镬,要烹要煮,全凭皇帝。
李膺一番铿锵回答,说得帝无以对答。面对这样一位不怕死的家伙,刘志也无奈,只得对张让说:“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
自此以后,大小宦官走路不敢伸直腰板,说话不敢粗声大气,也不敢出宫门玩耍。见这些宦官像被骟掉的公鸡,刘志颇感奇怪,问之。宦官们叩头向帝哭诉说:“奴才等畏李校尉!”
张让,这时的地位还不是很高,还只是小黄门。虽然是个小太监,小太监也有小太监的好处,那就是唇红齿白,特别招刘志喜欢。
李膺不畏权势,杀了宦官之弟,名望一夜暴涨。以至于世人被李膺接见的,都被视为“登龙门”。
在那阴风习习的日子里,李膺就宛如一道炫目的阳光,刺破雾霭沉沉的京城,给世人带来一缕阳光,一份希望。
太学诸生三万馀人,郭泰及颍川贾彪为其冠,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引自《资治通鉴》)
这种盛行于官僚士大夫太学中出现的品评人物的风气,被称为“清议”。
虽然宦官专政,然而这时的社会,政治舆论气氛极其活跃,尤其是以李膺、陈蕃、王畅为首的公卿阶层,及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太学阶层,都以“臧否相尚”——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士人之间喜欢互相点评、评论、褒贬。为了获得李膺、陈蕃、王畅、郭泰、贾彪等人对自己的人品鉴定,公卿以下的人士,无不提着礼物上门拜访这些品评大师。
互相点评的结果,就是形成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尊号。
张朔被杀,给了宦官们一个当头棒喝,那些太监终于露出“没鸟用”的本色来。可惜,李膺并没有乘胜追击,将宦官们一网打尽。一待宦官们缓过神来,张让就发觉不对了,因为自己是有后台的啊!于是张让就向主子刘志诉怨。
男人是经不住枕头风吹的,刘志也一样。
于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产生了,直接导火索竟然是因为一位算命先生。
河内张成,善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引自《资治通鉴》)
张成,擅长算命。张成给自己的儿子算了一卦,占卜说他儿子做什么坏事都会被赦免。于是教唆自己的孩子去杀人。结果,被李膺给逮了。
看到这里,大家都会说,张成真是疯了,信迷信竟然会信到这个地步,而且拿自己的孩子做这种冒险的实验。可没想到的是,张成的占卜还真准,就在他儿子准备要喝断头酒的时候,恰逢大赦,无罪释放。张成什么都算到了,就是没算到抓捕他儿子的人是李膺。李膺一 听说这种败类都可以被赦免,一怒之下,不管什么大赦,提前将这倒霉小子给做了。
这就是《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
张成这个人真不是凡人,除了摆地摊算命看风水画符驱鬼之外,还懂得养生之术、神仙之术,给当朝太监开了不少药方。而且这些养生之术、占卜之事,刘志也很感兴趣、也有掺和——估计效果还不错,要不正常的人哪里消受得起这五千嫔妃。
神仙杀人,只要手指掐一掐,然后告诉你,“这个人与你命里相冲!”即使是自己亲生儿子,都有可能被拿去送人。
然而,太监这次杀人可不想只杀一个人,因为整天骂宦官阉货、骟驴的可不止李膺一人,还有很多公卿、太学生。于是,宦官们教张成如此如此这般那般。
宦官指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疏,控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这短短一句诬告之词,一下就捅到了刘志内心最柔弱的部位,因为这句话总结起来就一个成语:结党营私。
“结党”是古代杀人最好的理由。无论哪个人君,只要听到这两个字,第一反应就是杀。如果你觉得古代比较远,那就看近代蒋介石是怎么“清党”的。
奏章呈上后,平时没什么脾气的刘志一看,也没太当一回事,但一听是张大仙占卜的结果,大惊,下诏各郡、各封国,逮捕党人。并且明告天下,使大家同仇敌忾。公文经过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
按照汉朝制度:诏书需要三公同意,有三人的平署才具有效力,缺一不可。没有陈蕃的平署,诏书无效。
刘志更加火冒三丈,便直接下令,逮捕李膺等人,囚禁在黄门北寺监狱。刘志更是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屈打成招之下,李膺等人的供词牵连涉及的有杜密、陈翔,以及太学学生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
有的人听到风声后事先逃亡,未能逮捕归案,朝廷则悬赏缉拿。派遣出去搜捕党人的使者,络绎于途。
由于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就像陈蕃所说的,即使这些人十代的子孙犯了罪也应该宽宥。
与张奂、段颎合称“凉州三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疏“臣宜坐之”,要求自己一块儿治罪。刘志没有搭理他。
黄门北寺狱是什么地方?后代人形容冤狱、黑狱的代名词。
杜密与李膺无论是名望与品行都不分伯仲,时人称之“李杜”。所以,李膺犯事,杜密自然也被殃及池鱼。
杜密曾为北海相,到高密,见郑玄为乡啬夫,但他不乐为吏,而潜心经学。杜密见郑玄有才识,即调至北海郡任职,不久又举荐郑玄到太学学习,从而成为大儒。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当下文经学之长,融为一体,而形成郑学。郑学盛行,是经学史上承先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太尉陈蕃再次上疏,极力规劝帝。刘志忌讳陈蕃言辞激切,假托陈蕃推荐征召的官员不称职,下诏免除陈蕃太尉的官职。
窦武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上疏向帝求情。
可是刘志却很不待见这位岳父大人,原因很简单,因为刘志根本不喜欢皇后窦妙。连他女儿都不喜欢,要对他老人家厚恩,那就真的比较为难刘志了。刘志一怒之下,发扬举贤不避亲原则,升任窦武为城门校尉。
这官有多大,就不必说了,总之是掌管京城城门屯兵的。看这职位,非常像二鬼子干的活,负责把守城门。
虽然是被叫作看门的,但也是个肥差。叼根烟,戴顶歪帽子,手里拿根鞭子,是个盘剥百姓的好差使。
但人家是窦武,不是二鬼子。史书是这样描述窦武同志的:窦武在任期间,多方延聘知名人士,洁身自爱,疾恶如仇,杜绝贿赂;妻子儿女的衣服饮食费用,仅够开支而已,得到皇帝和皇后两宫的赏赐,全都发散给太学的学生和施舍给贫民,因此,受到大家的一致赞赏和称誉。
这样的同志,莫说古代,就是放在当今,死后也是百姓夹道相送的好官、清官。但是,话不能说绝,什么样的同志都有腐化变节的可能。
陈蕃被免去了太尉的职位,因为他的话实在太多了,而且让人无可辩驳。陈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复为党人言者。
太学生首领贾彪站在沉沉的黑夜中说,“吾不西行,大祸不解”,乃入雒阳,说服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人,说服他们出面营救党人。于是窦武上疏,内云:“间者有嘉禾、芝草、黄龙之见。夫瑞生必于嘉士,福至实由善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
这道上疏高明就高明在后面这些迷信话。
窦武上疏之后,知道没有好果子吃,立刻辞去城门校尉,并将校尉、槐里侯印绶交回,免受丢官去爵羞辱。不曾想,刘志这一回竟然能听进一些话,史书用四个字形容:帝意稍解。
刘志为何这回肯听老丈人的话?迷信思想起了作用。
此时,狱中的李膺对敌斗争也很有策略,狱卒一拿烧红的烙铁,李膺等立马就招,不过招的不是自己的同志,而是将作恶多端的宦官子弟一一招供出来。那帮太监着急了,如此下去,黄门北寺狱岂不是成了革命党的大本营了。于是,太监们眼珠一转,不如把这些家伙放了吧,放在监狱里还得管饭呢。这段历史,史书用这一句话记录:
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惧,请帝以天时宜赦。(引自《资治通鉴》 )
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
这二百多位同志的命是保住了,可是,官是当不成了。朝廷的大门似乎永远向他们关闭了。读书入仕,是古代学子毕生的追求。读书不能当官,就如大学生毕业不包分配一样,多少让人觉得前途渺茫。
这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是宦官集团对士族阶层一次沉重的打击。打击的结果是,读书人的心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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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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