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一八八零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上头有一位哥哥和姐姐。乔治小的时候学习不好，考试总得最后一名。他后来承认，九岁时他便认定自己注定是全班的劣等生。父亲对他很失望，常用柳条鞭管教他，但这也未能使他的学习成绩好起来。他的哥哥经常百般嘲笑他。后来，他的哥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弗吉尼亚军校。乔治也想进这所学校，因为他想赢过他那自命不凡的哥哥。当然，以乔治的成绩是根本考不进这所名校的，但他的父亲是资本家。最终的结果是，乔治为家族赢得了荣誉，当之无愧继承家族姓氏——马歇尔。

　　马歇尔参加过一战，一九二四年秋，他被派到美国驻中国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副团长。一九二六年底，他被任命为陆军学院教官，返回华盛顿。马歇尔在军校建立了一个学员档案，把他认为有才华的青年军官的名字一一记在上面。一九三九年，马歇尔被罗斯福任命为陆军参谋长。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被卷入二战。马歇尔提出一长串应当退役的军官的名单，因为他们岁数大了，思想停留在一战。这时候，马歇尔早年学生档案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常据此选派指挥官。从他的档案袋中走出的将帅有艾森豪威尔、巴顿等名将。马歇尔帮助总统罗斯福出谋划策，坚持先攻德国再攻日本。德黑兰会议商定一九四四年五月由美英军队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这次登陆战役的代号定为“霸王”。人们普遍认为，指挥“霸王”战役的盟军最高司令一职非马歇尔莫属。马歇尔虽然可以极其出色地指挥欧洲战役，但是无人能顶替马歇尔充任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的指挥者而且指挥得如此出色。罗斯福最终还是把马歇尔留在了陆军参谋长的位置上。最后，经总统批准，马歇尔委任了艾森豪威尔任盟军最高司令，指挥“霸王”战役。

　　二战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六十五岁高龄的马歇尔向总统杜鲁门提出了辞呈。十一月，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在他佩戴的军功章旁边添上一簇橡树叶章。总统亲自宣读了嘉奖令：“在这场就规模和恐怖程度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战争中，数百万美国公民曾为祖国立下了殊勋，而五星上将乔治·卡·马歇尔奉献的则是胜利，...他的品格、作为、效率鼓舞了全军、全国、全世界。美国之得有明日，实有赖于马歇尔和千百万人民。他于世间将军行列中卓立前茅。”仪式结束后，杜鲁门总统把马歇尔拉到一边，祝他退休生活安适，愉快长寿，还保证说：“将军，你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不会在你退休以后再来打扰你的；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但是杜鲁门总统食言了。十天后，他给马歇尔打了电话：“将军，你愿意为我到中国跑一趟吗？”

　　就在马歇尔来华前，白宫发布了一份声明，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它表示美国政府相信，一个强大、统一和民主的中国对于联合国组织和世界和平的胜利都是至关重要的，并指出，美国政府相信至为重要的是：

　　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持异议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以使整个中国回复到中国人民有效管制之下，包括立即遣送日军在内。

　　二，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求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促成中国的统一。

　　声明阐明，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的目前中国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完成中国统一的恰当机构。声明并说，美国和英国由于一九四三年的开罗宣言，苏联由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波茨坦公告及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苏条约和协议，均有义务保证中国的解放，包括将满洲归还中国管辖在内，这些协定都是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缔结的。声明解释说，“美国为继续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此次战争中的持久而紧密的合作，为与波茨坦公告相一致，为消除日本影响残留于中国的可能性，已承担了解除日军武装和遣返日军的明确义务”，美国正在协助并将继续协助国民政府实现上述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即为此而留驻华北。声明并说，美国的支援不扩大到以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进程。

　　更为明确的是，为了促进实现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中国，声明主张：

　　美国深知，目前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一个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扩大这个政府的基础以容纳其他政党，将会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由包括各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商定办法，使这些政党在国民政府内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这就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博士建立的国家向民主进展的临时办法——党“训政”制度。

　　如像共产党军队那样的自治性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的政治统一不一致的，实际上使统一成为不可能。广泛的代议制政府一经建立，自治性军队即应取消，所有中国军队应有效地统编为国家军队。

　　声明结束时说：

　　在中国按照上述方针走向和平统一时，美国准备以一切合理的方式帮助国民政府复兴其国家，改进农业和工业经济，并建立一个军事机构，俾能履行在国内国际维持和平与秩序的义务。为促进此种帮助，美国准备在合理条件下对中国所提出的信用贷款及借款的请求予以善意的考虑，俾能帮助中国发展健全的经济和美中之间健全的贸易关系。

　　马歇尔就带着以上目的作为驻华特使抵上海，负责“调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上海稍事停留后，即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往重庆。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接见了马歇尔。

　　原来，赫尔利回国后久久不会。蒋介石需要赫尔利支持，因此一再请求杜鲁门让大使返华。杜鲁门同意了，不过，赫尔利却不愿意回来了。十一月六日，赫尔利交给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一封详尽的辞职信。杜鲁门劝说赫尔利，但赫尔利在二十七日告诉报界，与他一起工作的外交部的人一直在暗中破坏美国的政策，又说:“我主政当局，对于美国之目标，虽有明白之定义，然于处理外交之际，又往往与之背道而驰。”杜鲁门认为赫尔利的话是对他的政府的攻击，因而批准赫尔利辞职。这位爱好浮夸，头脑简单，对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的赫尔利，由此结束了在华使命。

　　此时，马歇尔的身份仅仅是总统特使，对于这位退休老干部，蒋介石仅是给予礼仪上重视。

　　第一次谈话，马歇尔就严正表明：美国人民强烈反对自己的政府卷入别国内部争论的任何行动，美国人民首要的利益在于世界和平，虽然他们对中国人民怀着伟大的友谊，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或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否则他们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蒋介石强调了国民政府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决心，并指出，杜鲁门总统声明中提到的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的必要性，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蒋介石断言，苏联与中共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中共在广泛的政策方面依靠苏联，苏联已在东北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中共有无诚意和实行拖延战术的罪行。蒋介石描述了苏联在国民政府军队于大连、葫芦岛、营口登陆的问题上，以及在长春设立国民政府参谋总部的问题上不友好不合作态度。蒋介石指责说，苏联的目的是在东北建立一个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东北的司令官有意拖延从满洲撤走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像该司令官公开声明的那样，是应中国政府之请。

　　蒋介石就用这种先入为主、武断的方式，甚至是违背事实的言论，来影响马歇尔。

　　此时，马歇尔对华虽然有一定了解，但还不是十分了解，认为与蒋介石的谈话从许多方面指明了中国的全部局势，因此在他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这次谈话，并表示：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时，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与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党派活动自由，不然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支持这种担心和不信任态度的是，双方都坚信对方图谋单独完全控制政府。这种由两个对抗的政党间的担心、不信任和怀疑所造成的障碍，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阻力，这种障碍是国共两党之间经过多年的斗争逐渐形成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马歇尔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会谈。在谈话中，周恩来强调希望停战，并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马歇尔当即表示道：“我与蒋委员长会谈，他并不反对成立联合政府。”

　　周恩来听了，很纳闷，说道：“我们与国民党谈判的分歧就在于联合政府。国民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只允许我们参与政府。”

　　马歇尔听了，亦是不解地问道：“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别？”

　　周恩来答道：“联合政府，国共两党是平等的两个政治主体；参与政府，国民党为主，共产党为仆。一旦我们交出军队参与国民政府，国共两党关系就退回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之前的状态。”

　　马歇尔听了更加不理解。于是周恩来向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及其决裂过程，以及十年内战过程。

　　听了这段历史之后，马歇尔终于明白了国共两党真正的分歧：国民党坚持收编共产党军队在前，成立联合政府在后；共产党则坚持成立联合政府在前，收编军队在后。

　　十二月二十七日，国共谈判恢复。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国民党代表为王世杰、张群、邵力子。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内云：

　　现在我们抗战已告胜利，日本业已投降，积年国耻已经湔雪，我中华民国的全体国民应该都可以仰首伸眉，稍事喘息，来庆祝这一个岁首良辰。我们每一个同胞当然是格外的欢愉，格外的欣奋。但是我们国家的处境还是备极艰难。外患虽已根除，内忧却更见严重。这几个月以来演变的经过，不容讳言的使我们同胞在重见天日之余，心头上仍有重重的阴影，使我们八年余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光荣，顿时为之降低，而革命抗战期中军民先烈的在天之灵，亦不能得到安慰。兴言及此，对于国家的现状，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国家民族在抗战胜利以后必有光明的前途，而如何开拓这一光明的前途，消除内部存在的殷忧，收获真正胜利的果实，这是政府与人民共同一致无可旁贷的责任。

　　现在萦回于我脑际的，就是我们国父的遗教如何完成，人民的要求如何实现。我们国父最后的遗教，就是要“和平、奋斗、救中国”，就是要完成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至于今日人民迫切的要求，可一言以蔽之曰:求安定，求复兴。人民的要求和国父的遗教是一致的。当此战后，满目疮痍，我各地同胞痛苦的待救济，流离的待还乡，失业的待复业，受残破的待修整，被压迫的待解放。但是简单的说，一切复员建设工作的前提，不外乎和平与安定。这不仅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绝对需要，也是世界和平安全的最大关键，因之，我们首先急需的工作，就在于造成整个国家和平安全的环境。惟有国内不再有变乱分裂的现象，而后才有和平建设的可能，也惟有国内不再有扰攘纷争的因素，而后国家的基础才能稳固，人民乃得以安居乐业。我们今日在战胜侵略，痛定思痛之余，一切政治上过渡期间的设施容有未周，政府无不积极改进，决不因循苟且，贻误国家复兴的时机。但是最重要的，无过于确定整个国是，使政府与人民皆有共同的轨辙可以遵循。如果国家天天在紊乱扰攘之中，人民日日感受惶惧不安的痛苦，则战后的安宁建设，就无从着手。所以我在今天，要将当前重要的国是，我们政府的决策，和我们人民的责任，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简单扼要的提出来，以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民国成立至今已三十五年了，为什么还不能完成建国方略与全民政治？蒋介石认为唯一的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国家不统一，而推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因，实亦由于我们中国的不统一所致。

　　蒋介石在文告中指出，新的一年急需解决的两项任务是： 第一，我们要完成复员计划，解除民众痛苦，以确立建设的基础。第二，我们要尽速实现民主宪政，还政于民，造成全民的政治。

　　而我们政府于此所希望的，并无其他条件，只是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主的军队来作争政的工具。这因为一个国家以内而有国军以外的军队，无异造成国家以内的另一国家，则国家即不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有一于此，不仅随时可促政府于分崩，更足以促国家于危亡。这是无论为国家统一计，为政治合作计，都是事实上所不可容许的。

　　这就是蒋介石开出的参政条件：交出军队。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根据马歇尔的提议，成立由马歇尔、张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共商各项军事问题的具体办法。

　　由此，国共间边谈边打模式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