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就位于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因此许多人建议蒋介石趁机派兵进驻香港,然后再与英国交涉。蒋介石于是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准备接收香港。
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的受降令。
早在一九四三年的开罗会议上,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了交锋,丘吉尔直接回绝了蒋介石,蛮横地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为了重占香港,一九四四年初,英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名叫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负责策划恢复殖民统治的事宜,并确定了战后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准备在战争后期出动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为配合军事行动,英国还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日本投降前夕,英国派人秘密联络被日军囚禁的港英政府官员,要求他们与日军交涉,为英军重占香港做准备。八月十三日,英国命令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陆军兵力前往香港。
八月十八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纳粹德国灭亡后,美国同苏联为了控制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急需英国的支持。因此,美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划出来。”
在国内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还想给自己挽回点面子,在致杜鲁门的电报中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竟然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蒋介石看到电文后大为恼火,但他不敢得罪美国人,最后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英国政府强硬地提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
蒋介石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英国人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的行动。
英国人对蒋介石这种“脱裤子放屁”的行为十分气恼,考虑到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他们不得不给蒋介石“面子”。
八月二十日,英国海军少将夏壳率领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香港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接过了香港的管辖权。九月一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在这一天抵港,并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杜鲁门的一号命令,还特别要求日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缴械。
后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作了说明:“蒋介石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拿过去。”“我们利用敌人来做守备。直等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看守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人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获得了受降权,就等于获得了日军手中的武器及其占领的地盘。如此一来,国民党当局就完全夺得了抗战“成果”。
八月二十日,蒋介石二次发电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送来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防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属守将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内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斯大林这两份电报口气之凌厉,前所未有。
此时,中共中央对波茨坦会议、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无所知。但是,斯大林知道一切内幕,苏联、美国、英国已经一边倒地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共已经没有任何实力与国民党一争长短了,而且在条约限制下苏联也绝无可能支援中共。
实际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苏联以共产国际名义除了给予一些“草料”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军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苏之间的联络也少了。
苏联红军八月九日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也并未在事前通知中共中央。
此时,中共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和高级将领们,因为参加党的“七大”都还集中在延安,“七大”开完又参加了一系列的会议,未能及时到达前线。自中央军委发出战略大反攻之后,全国七大解放区的前线都在吃紧,迭电延安,都要求领导尽快回到前线指挥自卫作战。尤其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李达参谋长已经有多次告急电报,阎锡山已经派其第八集团军副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四个主力师一个挺进纵队侵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腹地上党地区。
在这些将领奔赴前线前一天,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指出:
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我们曾力争在进入和平阶段前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中苏条约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签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热、察是临时性质。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由于这两点,我们想力争的那一批胜利果实就得不到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不力争的结果,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地位。他的有利方面是,有合法地位和大城市。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的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三,关于我们的地位。我们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这是蒋介石不能抹煞的,我们党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的;广大解放区的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我们党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四,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大城市和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外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做好。当然,即使工作做好了,我们得到了北平、天津,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是事实,所以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大城市的行动。
第五,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其他的三个军去了山西,三个军在河南,一个军不知所在),我们伸出拳头去,他就没有办法。同时,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这次他们缴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枪,可能引起新的矛盾。中央军、杂牌军共二百万,加上收编的伪军八十万,共二百八十万,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而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扩大。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
第六,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
第七,我们要求的条件,就是《目前紧急要求》第十四条,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由书记处进行修改。十四条中除第三、四、五条外都是老的要求,着重于民主、民生问题。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第三、四、五条要求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和接受日军投降等是不得不提的,其中除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一项或许有旧金山式的希望外,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编十二个师,就是为的等得到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国共双方面对面了,问题拖不下去了。
第八,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的,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评它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地位。
第九,最近两个星期的进军是必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我们控制的县城已增至一百三十四个。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整训军队。解放区的人口和军队都扩大了,财政困难,穿衣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以后要缩编和搞生产。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气不能松,松下来就谈不好。
第十,和平时期的两项重要工作——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没有做好,今后要下全力认真地去做。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差不多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者不是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如外国不帮助,军队可能因谈判而缩小,内部不一致等等。现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的情况非常危险。但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自己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说到这,毛泽东突然停顿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
这是党内同志第一次听说主席要去重庆,大家都是一惊。
“我不同意主席去!”彭德怀大声叫道。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举重若轻地说道:“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蒋介石能信得过吗?”彭德怀质问道。
这是所有人心里的疑问,毛泽东不断吸着烟,他也在问自己蒋介石能信得过吗?即使蒋介石信得过,国民党当局能信得过吗?即使国民党当局信得过,国民党特务信得过吗?
这是鸿门宴!
与历史上的鸿门宴不同的是,蒋介石绝不是心胸坦荡的项羽,重庆赴会也决不会是吃一顿饭就能从茅厕溜走的问题。
毛泽东吸完这支烟,继续说道:“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所以回赫尔利的电报是说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可以开会。”
说到这里,全场寂静。
毛泽东向即将上前方战争的同志一一看去,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然后微微一笑,说道:“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虽然毛泽东自己一脸轻松,可是在座诸位,包括同意毛泽东赴渝的朱德都一脸沉重。
就在当天,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又到了。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接,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八月二十四日,重庆《新华日报》公开发文,以张学良、杨虎城被扣,叶挺、廖承志被关的事实为根据,揭露蒋介石是一个不可靠的人,指出毛泽东迟迟不来重庆和谈的责任全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见报后恼羞不堪,为了不给毛泽东“安全不保”、“特务横行”的口实,他在重庆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毛泽东来渝,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同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励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蒋介石接到此复电,脸一下僵了,“毛泽东要来重庆?他真要来重庆?”
蒋介石很纳闷,问爱妻:“难道他不怕我吗?他凭什么不怕我?他真敢来重庆?”
宋美龄答道:“抗战,他们是出过力的。既出力,他总得来要些利益嘛。”
蒋介石然之,说道:“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今温驯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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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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