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民盟政治报告认为,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建立民主国家千载一时的机会,民盟的任务,就是研讨怎样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的民主国家。
八月六日,日本广岛吃了一颗原子弹,举世震惊。
当美军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所有人都觉得解恨时,唯独毛泽东沉默。毛泽东马上就意识到抗战就要结束了,然而国民党一定会利用美国人手中拥有的原子弹发动内战。至于美国会利用原子弹如何挟持世界,那更是不可预知。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
八月九日,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面进入中国东北,进攻日本关东军。
中午时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代号“胖子”的原子弹。
当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宣告:“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八月十日,重庆,傍晚七点五十分,盟军总部突然传出一阵欢呼声,原来他们听到了东京传来的英语广播——日本表示即将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日本裕仁天皇虽然批准了外务省提案,表示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但是,日本军部仍然主张决战到底,不肯让步。东京发出的这个英语国际广播,实际是“偷偷”发出的——日本外相东乡茂德考虑到军部一定会进行阻挠,所以绕过军事部门的检查,直接核发了日本内阁的决定。
就在这个消息被广播之前不久,陆军大臣阿南惟幾还在向全体日本人鼓吹:“帝国军人就算是嚼草根,吃土壤,也要战斗到底!”
当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要他指挥美军控制中国战场的关键港口和交通枢纽,连同美军所控制的地区和受降的日本军队统统只转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政府。
当晚,朱德从国民政府军委总部获得这一消息后,马上命令道:“快送毛主席,快送中央!”
入夜,延安枣园亮如白昼,朱德同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们一次次地推敲着应付紧急情况的预案。
当晚,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全文如下: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接着,在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六道命令,命令包围日伪军的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行动,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如遇到抗拒,应坚决消灭之;命令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所部、张学思所部、万毅所部及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向东北进发。
八月十一日,蒋介石连续发布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国民党军前线各部队“对敌放弃要点,应即派部队进驻”,“距敌较远之部队,应察状况可能向前推进”,“对于敌人遗留之武器弹药材料财物,必须派兵严为看管”,而共产党武装“如有争夺城镇,妨害我之行动,应断然剿办为要”。
第二道:命令各沦陷区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蒋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第三道:命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地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此时,国民党当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敌后根本没有国军。而且日本既未宣布投降,当面日军也并没有缴械投降,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寸步不敢挪动。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发言人把朱德发布的进攻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就此事在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正是坚决地执行波茨坦公告第二项的规定:“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而蒋介石的所谓“命令”,正是违反了他自己签字的波茨坦公告。只要拿这一比,就知道谁是不“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了。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其实,国民党反动派是蠢得可怜的。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这难道也算是一个聪明的借口吗?不,这样来找借口,只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些。淳化事件,明明是胡宗南军队攻入陕甘宁边区,挑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却说是中共的“谣言攻势”。淳化事件这个借口,好容易被国民党反动派找着了,却被中外舆论界一下子识破,于是又说八路军、新四军不该要敌伪缴枪了。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受尽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夹击围攻的苦楚,现在抗战瞬将结束,蒋介石又在暗示日本人(加上他亲爱的伪军),叫他们不要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枪,说是只能缴给我蒋介石。蒋介石剩下一句话没有说,这一句就是:好使我拿了这些枪杀共产党,并破坏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不是吗?叫日本人缴枪给蒋介石,叫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以宁渝合流、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介石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汪精卫的反共建国。这难道还不是违背波茨坦公告吗?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同日,朱德、彭德怀亦致电重庆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蒋介石看完电报,双唇颤抖。蒋介石身边侍从、将军们一一传阅,看完后,一人大声说道:“朱德、彭德怀作为职下,太不懂礼貌了!”
蒋介石从双唇间吐出一句话,“这是毛的手笔!”
沉默一会儿后,蒋介石唇中又吐出一句话,“看来,他们是不肯乖乖就范了!”
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
...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零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么,“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
八月十四日,中苏谈判进入最后时刻——签字。
这一天,蒋介石内心反复权衡着利害得失。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共八条,除正文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有“换文”:
“二关于大连与旅顺口海港及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在会商过程中,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
“三关于中国新疆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一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并为实现其宗旨与目的起见,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之边界为边界。”
苏联从此条约中攫取的利益是: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国民政府从此条约中攫取的利益是:获得苏联不干涉内政。
此外,苏联许诺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并将东北移交国民党当局接管。
蒋介石十分清楚地知道,丢失外蒙古之责任,不仅不为共产党所谅解,不为国人所谅解,不为历史所谅解,甚至在国民党党内,丢失外蒙古同样将成为“罪柄”,为党内竞争对手牢牢握柄。
因此,蒋介石只有一条道可走:独裁!
消灭中国共产党,实现一党独裁;消灭党内对手,实现一人独裁。
虽然举国、全世界人民都在呼吁和平、民主之声,但是蒋介石相信,有了美英苏的支持,他的独裁政权是可以继续的,只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在苏联的“胁迫”下——此时,就连斯大林都急不可耐地以要挟的口气对犹豫不决的中国谈判代表王世杰、宋子文说道:“日本就要投降了!”
蒋介石一咬牙,发出阅后即焚的电令。
中国八年抗战成果——领土和主权完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就这样被国民党当局出卖了,被苏联窃取了。
就在蒋介石发出电令,抹一把冷汗之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来见蒋,他带来的消息是:“日本将很快投降,也许就在明天!”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并不是高兴,而是十分忧虑地对赫尔利说道:“盟军登陆中国需要时间,国军调遣也需要时间。时间,时间!”
蒋介石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属下是不敢说话的,甚至思想都僵化了,唯耐心且虔诚地等候委员长指示。
赫尔利却不是这样,其思想极为活跃,说道:“不如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蒋介石一听,眼睛一亮。
赫尔利进一步说道:“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这样便可陷毛泽东于两难境地。如果拒绝来重庆,那么,将向国人昭示其无和平的诚意;倘若其真的来重庆谈判,那么,我们则以谈判争取时间,拖上它一段时间,乘此将国军派往华北、华中等地部署,到那时,谈成也罢,谈不成也罢,毛泽东和共产党便成为笼中之物,唯有束手就擒。”
蒋介石听后,嘴唇颤抖着,凝视着赫尔利,一脸赞赏地看着美国人,说道:“计是好计,就是毒了些!”
赫尔利知道这是夸奖他的话,耸耸肩,说道:“按你们中国人说法,这叫‘请君入瓮’。”
蒋介石当即让陈布雷给毛泽东书写电文,邀请毛来渝洽谈和平事宜。这可难坏了陈布雷,文稿是一次次扔进垃圾篓中。
蒋介石见陈布雷久久没有拟定稿,说道:“论文笔,你们谁也不是毛泽东对手。我们的优势不在口水战。”
最终,还是由蒋的幕僚吴鼎昌起草了电文。
结果,电文是这样的: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发出此电后,蒋介石整个人僵直地站着,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与毛泽东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翌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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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主沉浮》-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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